对于自主招生，张济顺委员表示，试点时可能招收本地的和临近省份的多一点，也许是出于操作上的方便和经济上的考虑。而且既然是试点，就不可能全面铺开，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都是全国性的。但是按现在的布局来说，还不算失衡，结构性问题还不太突出，大体上是合理的，适当地有一些地区性倾斜，在全局上看也基本合理。

 

当然，再适当地考虑对西部教育不发达或者次发达地区有些政策导向，作为教育部或者国家行政部门的一种宏观调控，张济顺认为还是可以的。如华东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的名额，大部分投到西部省份，去年上海只有50个名额，今年同样也只有50个。

 

要保证招生的公正公平，张济顺委员表示，生源分布合理很重要。而从教育部来说，招生指标对各个省市有一个统筹，应该作一些政策性的调控，但不应该一刀切。

 

对于高校招生本地化的现象，韦苇委员认为，现在的名校都在大都市，城市学生就占了很大便宜。在没有取代高考的更好的方法之前，就应该以分数高低录取，不论学生来源，只要达到了高等院校的标准，就不应该有地域和招生指标的限制。而且，既然想让一些名校成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就应该让它们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招生，而不应该有地区的限制。所以，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打破地域的观念非常重要。

 

郑兰荪委员表示，学校在哪里招生名额就倾向哪里的现象是不合理的。对于国家投资办学的重点大学，高考名额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分配，中央政府应用好这项权力，以保证这部分高校招生的公平性。他举例，政协委员朱永新提出将大学分类，分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再把其他大部分院校转为民办高校的办法虽然比较激进，但也是一种值得探讨的高等教育改革思路。

 

而在王玉凤委员看来，在保障高考公正公平方面，自主招生的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在招生时要面对各种关系，在审核和考试时把关不严就容易出现“走后门”的情况；二是出现自主招生以后，在一些中学，学生和学校都出现了造假和夸大的情况，如几个学校搞一个比赛，在级别上往往扣上某某升级比赛的大帽子。因此，对于两者，都要加强监督管理，避免造假等情况的发生，从而损害考生的利益。

 

而对于招生的本地化问题，王玉凤委员表示，教育部应该主要针对全国性的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同时，考虑到大学分布的地域性差异，还应该向西部倾斜。西部本身就缺人才，多为西部培养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去的可能性最大，才能有效解决当地的人才问题。

就业关键还是看学生选择

对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张济顺委员表示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严重，如果一所大学有80％的毕业生一次性就业，已经是一个良性的状态。但是，社会现在把文凭的价值看得过重，“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的观念，应该说目前人们夸大了文凭的作用、价值。另外，现在的硕士生过多，发展下去博士生是否也会过多呢？因此要改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结构。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数量问题。

 

张济顺委员认为，大学生有业不就也是一个问题，但现在的大学生求职也在趋于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在这里必须服从市场的规律，就业市场也是如此。以后大学生肯定会更加理性、成熟。比如，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到中学特别是高中求职，甚至是一些非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能找到一份重点高中的工作，都兴奋不已。这就是市场的作用。市场告诉学生，第一，这个职业收入不低；第二，这个职业很稳定，大学生慢慢就学会如何面对就业市场，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张济顺委员表示，随着就业市场日趋成熟，大学生从一进校，大学就应该为同学的职业生涯作一点考虑、引导，不至于到四年级了，才匆匆忙忙地搞就业指导工作，帮学生搜集信息。许多国外大学的就业指导，从进校起就开始了。他们不断地向学生发布消息，为学生提供咨询，提出一些建议，包括分析他们的特点、性格以及对他们学业和能力的把握，指导非常有针对性。

 

王玉凤委员认为，就业难其实是在大城市的一些好岗位上体现出来的，越是好岗位，竞争越激烈。当然，中国的国情和就业岗位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学校还是应该多引导，毕业生也应该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就业观念，比如，她在新疆伊犁时，当地官员就表示人才很缺，希望外界能多宣传，为其招揽人才。王玉凤委员说，伊犁作为塞上江南，各种条件都很好，只是很多学生没有去看过，其实很值得去工作。

 

韦苇委员认为，面对毕业市场供求现状，大学生应该把自己的定位改变一下，不能用一二十年前的定位，要正确地看待自己。2007年下半年，韦苇在民办院校兼职，该院校的高职、自考生就业率能到97%、98%。她说，他们的就业观念是：只要能够谋生，“有活干”就算就业，他们的“起点”很低。同时学校的专业设置也以应用性为主，专业设置瞄准市场。而一般的公办院校，以理论见长，学生的基础好，后劲大，但预期就业的起点过高。其实现在应该是先谋生、就业，然后才能谋取自身的发展。因此，学生摆正自身的位置很重要。

 

郑兰荪则表示，包括他的研究生在毕业时也面临着就业压力，不仅仅是硕士生，博士生同样如此，有不少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特别是女生，还因此放弃了继续自己的博士学业。他认为如果健全了高校教师聘任制，对研究生就业问题，特别是基础学科优秀研究生的就业问题会起到缓解作用。

 

郑兰荪委员认为，对于本科生来讲，就业压力的增大还有很多原因，比如扩招后学生增多、学生更倾向于在东部发达地区就业等等。

 

郑兰荪委员进一步提出，目前政府和高校鼓励毕业生下基层就业，动机是好的，但是起的作用并不突出。对于基层的工作岗位来讲，收入相对偏低低，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没有更多的动力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国家制定出优惠政策对基层工作岗位进行补贴，切实提高基层工作岗位的收入，就能吸引更多的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郑兰荪委员对师范院校实行免费师范生制度有不同看法，一方面对于中西部教师力量的充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也认为，国家与其投资给学生让其免费读师范类专业，不如把钱直接补贴给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岗位，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师范类毕业生到落后地区就业。对于保障国家对基层岗位，特别是落后地区中小学教师补贴的执行问题，他曾经提出过以开办“教育银行”的方式替代层层拨款的惯例，国家投资到“教育银行”，获得补贴的地区和学校直接从“教育银行”提取资金。他最近有一个新想法，给接受补贴的地区和学校发放“教育券”，持券可到国有银行提取资金。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保证国家补贴完全落实到基层工作岗位上，让基层工作岗位的收入得到确实的提高。（原题《进门把好关 出口需拓宽》，载于《科学时报》2008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