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时常听到“我也是教授”的声音，仔细倾听后我们发现，这些声音在大学体制内外都有。出于教育评论者的敏感，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说“我是教授”，而是“我也是教授”呢？

 

 

大学“体制内”发出“我也是教授”声音的“教授”，主要是具有教授头衔，同时担任大学内部各级行政职务的“官员”，以及所谓相当于教授或副教授的教育管理研究员、高级XX师，等等（下面称这些为“也是教授”）。“也是教授”属于高级职称，但不能说是教授，因为不同系列的职称评审标准与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所有职称评审中，对教授的学术水准要求是最高的。而“也是教授”，比如高级政工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专的高级讲师、中学的高级教师等，则更注重实践，学术要求相对较低。即使在大学，不同部门和岗位人员也有不同的高级职称系列，并不是所有的高级职称都是教授。前些年有传言称某大学的教授卖烧饼，后来证实他是一位高级政工师。教授卖羊肉串、教授擦皮鞋等的报道也有许多，很可能他们的职称并不是教授，而是相当于教授、副教授的其他职称，于是以讹传讹，人们误以为中国满大街都是教授了。

 

大学“体制外”发出“我也是教授”声音的“教授”，主要是被大学聘为XX教授的明星、官员、企业家、高级技工，等等。据报道，这些年大学聘请明星做XX教授似乎成了流行趋势。比如：安徽大学聘牛群、国防科技大学聘赵本山、海南大学聘水均益、北京大学聘成龙、南开大学聘唐国强、西南民族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聘周星驰、海南师范大学聘曾志伟、四川师范大学聘李湘当客座教授，等等。还有报道说，技工受聘当教授，坊间传出话来说这是进步，于是很多人都说是进步。再有就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在位或淡出政坛后，进入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和院长职务。有媒体认为，这开创了政府官员淡出政坛的“第三条道路”。也有学者认为，“官员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进大学做教授……对学校来说，邀请领导干部兼职或者担任学院领导，将他们的资源吸纳到学校，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地位，扩大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

 

 

大学体制内外不断发出“我也是教授”的现象，社会舆论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大学这个神圣的学术殿堂，伴随着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成为社会关注的娱乐源泉之一，明星教授与教授明星等各种娱乐新闻频频从大学传出。而学术界却对此忧心忡忡，因为，教授是个学术职位和职称，其基本性质是学术研究水平和学科教学能力。“也是教授”是什么呢？大多是实践者，是相关专业教授的研究对象。教授是研究者、教学者，“也是教授”是实践者、学习者。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说，教授比之“也是教授”通常缺乏经验，甚至是实践外行，但“也是教授”的经验并不等于学术成就，而是需要教授予以理性研究和提升的。

 

“也是教授”的大量涌现，不是“也是教授”的过错，而是学术的堕落。因为学术堕落，所以，某些大学可以放弃学术原则，混淆学术与实践的区别。聘请李湘当客座教授的院长说：“李湘从北广毕业后，成功主持了《快乐大本营》和《超级女声》，10年来，她主持了上千场各类专题晚会，可以说在播音主持专业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李湘的主持风格独树一帜，仅从播音主持专业来讲，我们聘请李湘担任客座教授，可以说实至名归。”可以看出，该院长根本没有分清经验与学术的区别，把李湘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看成论文了。而当年，北大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即便陈独秀已是文章名家，但依然遭到很多学术人士的批评，毕竟时政文章与学术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蔡元培用陈独秀的文章来说服反对者，那就是蔡元培不懂学术和大学，或者是懂而堕落，蔡元培就不是蔡元培了。蔡元培说服大家的理由是，陈独秀对小学的研究能力和成就，是陈独秀的学术成就。因此，让“也是教授”做教授就如同让教授做“也是教授”一样荒唐，是社会角色的混乱错位。

 

 

官员进大学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官员在任或退休后，进入大学任职和担任兼职教授。在国外，“政府官员进大学”现象早已见怪不怪。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原美国财政部长，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离任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但国外聘请政府高官出任校领导和教授，对其学术背景也要进行严格审查，官员职位并非重要条件，如克林顿落选哈佛大学校长。又如名人进大学：李敖是一个文化名人，但由于他没有博士学位，所以台湾大学也没有聘请李敖为教授，甚至是“体制外”的教授也没有聘。可我们一些大学，出于功利原因，却没有如此严格的审核条件，使得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称号出现“满天飞”的现象。那么大学是否还需要这些“体制外”的教授呢？应该要！但大学应该自律并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出发，给这些名人、官员等在他那个领域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号，大家也会觉得合理！否则，就会闹笑话，同时也会损伤大学的名声。

 

在世界各国，教授(professor)一词的本意是职业的意思，即以教书为职业的意思。显然，如果不能给学生上课，就不能认为是合格的教授。现今国外大学的名教授、院士、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和其他教授一样，都得平等地给学生上课。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某些高校，一些从未摸过粉笔头和从未做过学术研究的行政官员，也被评聘为教授。这种做法就昭示了一种价值取向：只要当了官，在学术上也就达到了“最高水平”。其结果是把学术职称行政化了，行政地位就等于学术水平。这种风气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教授队伍中增加了不从事教学的教授，更严重的是树立了教授不教书的“榜样”。因此，也有一部分教授“学而优则仕”了，被“提拔”到了各级行政岗位，整天陷于文山会海之中，脱离了教学第一线，难以履行教授的职责。教授是教师，以教书育人为本体、为使命、为人生要务。虽然教授可能是诗人、哲学家、翻译家，或其他什么家，但选择了“教授”二字，潜台词是：我是教授，我只是教授，我不是政治家，不是商人，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这就是教授应当追求的一种高洁的教授情结和人生境界！

 

教授是当今社会人们最为激情追逐的专业职称，它的基本涵义是什么？韦伯的解释是：“教授是一种职业，多指在大学或社区学院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英文是Professor，中文的教授两字则源于‘传教授业’的字义，是中国古代就已使用的学官名称，在中国汉代、唐代的大学中都设有此职。”现在的教授仍是一种职业，是在大学中执教的资深教师。教师就应该一心一意搞教学，这是“天理”。大学因学生而存在，大学的基本功能是对学生上课，教书是教授义不容辞的责任。教授——哪怕是体制外的“XX教授”——都应该是教书育人、培养后代的人，不教书的人又怎么能称得上教授呢？教授不是一般的职业，而是一种专业标准极强的职位，并非什么人都能当的。教授需要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是教授”充斥教授队伍，大大降低了教授的标准，是教授职位的庸俗化。在中国，教授是大学聘任的正高级职称，既上课，又搞科研、带研究生，也是学术带头人；“特聘教授”是特殊（特别）聘任的教授，本身是教授；“客座教授”是聘请的学者，不定期地来作报告和搞讲座。本人可能不是教授，而是名人、官员、企业家、发明者，等等；“兼职教授”是校际间、学校与社会间，互相聘请讲课的教授，本身就是教授，实际讲课或搞科研、带研究生。“荣誉教授”是对知名的老教授、有成就的老领导授予的荣誉称号。

 

 

大学教授应该是什么？是授人以渔、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的大师，是大学精神的代表。为什么过去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如此有名？正如梅贻琦校长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两所大学有很多大师级的教授，如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罗家伦、朱光潜、陈寅恪、朱自清等，这些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有成就，在道德修养上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也正是这个原因，现在的人们仍然怀念过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代表的大学精神。就是说，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永远是由这所大学的教授来代表的，只有一所大学拥有一批有大学问而又有崇高道德的教授，这所大学才会成为难以被人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是大学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科学真理的坚定实践者，同时也是大学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中，大学教授应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发展大学精神。

 

所谓教授，就是知识的化身，是正义的力量，是人类进步的张力，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神。大学教授应该是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楷模。大学教授承担着研究学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重大职责，必须在生活实践中使自己的人格建立在意志、情感与认识的基础之上，实现独立的人格。大学教授有了独立人格，才能做到自由思想，才能勇敢追求真理、自觉捍卫学术自由，保持求真创新的个性，在社会上充当正义公正代言人的角色。大学教授应该是能在学术前沿开拓的渊博学人。在研究学问中，有开阔的思想视野、深厚的专业知识及实践经验，有明辨专业问题的批判能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有浓厚的方法论意识与有效的治学方法策略，能不断创新或发现，并发表重要的学术成果。大学教授应该是能给学生带来希望的导师，给学生以良好的人格熏陶，教会学生做人。大学教授应该是大学地位、影响和知名度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