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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委：正考虑抽掉申请书上“预期成果”这项内容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谈基金资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
受访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宜瑜
采访人：本报记者 洪蔚
■谈起30年前的科技大会，很多人都会用“春风化雨”这样清新的字眼来描述他们记忆犹新的感受和体会。30年过去了，中国科技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上，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
陈宜瑜：回顾30年前的那次全国科学大会，给我感受较深的就是科学家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受“文革”的影响，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许多科研活动都不得不中断或者停顿下来。很多人对自己未来是否还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失去了信心。
科学大会之后，一度沉寂的中国科学界呈现蓬勃生机，科技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竞相贡献智慧和力量。很多在“文革”期间“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工作得以延续。
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正好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是知识界向全国发出的改革开放的信号：中国要走一条改革开放的新道路。科学大会之后，采用什么样的科学研究资助体制才能最大程度地解放科技生产力，不仅成为科技工作者讨论的重要话题，而且也是党和政府认真思考的战略课题。在这个阶段，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过程，目前讨论得比较少。那就是1982年，在89位学部委员倡议下设立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出资3000万元设立的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这个尝试的成功经验，为1986年基金委成立、为我国科学基金制度的设立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基金委的成立，改变了国家财政拨款的方式。20年来，它不断发展，并得到科学界广泛认可，原因就是它真正做到了依靠专家，实现科学民主，这是科技改革在基金分配上的一个最成功的经验。
■回顾30年的科技发展历程，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发展，这中间有一些遗憾，常常被人们提起。特别是关于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不平衡问题。有人提出在建国之初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布局还比较平衡，而近30年来，科技资源更多地向应用研究倾斜。
在接受采访中，陈宜瑜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思考了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提出对基础研究存在着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研究逐渐找准自己的位置，修正和完善着自己的道路和目标。
陈宜瑜：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必然要经历一个深化的过程。现在都说“科学发展观”，其实科学本身也存在发展观问题，就是科学自身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胡锦涛同志不久前有一个很明确的提法，总结了以往对基础研究认识上存在的不足：“在提创新概念之前，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认识有片面性。”
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后，科学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而当时我国面临国力弱、需要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的全国性目标。面对科学要在尽可能短时间内变成技术，并服务于经济的要求，科学界面临较大的压力。因此多年来，中国科学院的历任领导和科学家自身，都有一种困惑：“基础科学该怎么办，还做不做？”
目前从国家政策的层面来看，认识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大家普遍认识到用现有的成果服务于生产，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有人去做。但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单凭这个简单的过程，不能最终解决国际竞争的问题。
此外，对科学活动两种不同性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大家认识得比较充分的是由科学家提出假设、通过实验证明假设这样一种基础研究；对先有实践，从实践中发现规律，再去研究规律，这样一种性质的基础研究，以往受到一些轻视。SARS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SARS以后，我国掌握着世界范围内最庞大最丰富的基本数据，但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这些数据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起来，这是基础研究上的一大遗憾。我们当前特别强调要对这两种性质的研究给予同等的重视，基金委正在探讨、思考采取一些必要、有效的措施和机制，希望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深化对基础研究的认识，不仅仅是国家政策和科学管理层面的问题，也是科学家自身需要在新的历史环境和科学背景下思考的内容。记者此前接触过不少观点，批评当今科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不再能鼓励科学家的“兴趣”和“自由探索”。在接受采访中，陈宜瑜谈到了他对此的思考，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认识上的“滞后”。
陈宜瑜：仅从国家政府层面解决对基础科学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科学家自身也应该认识到，现在的科学与以往牛顿时代的科学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那时的科学研究纯粹出于科学家的兴趣和灵感，科学发现也和文学、艺术一起成为贵族沙龙的谈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对科学的认识普遍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发现，基础研究对国家的基本生存和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新的创造发明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改变着国家的经济水平。人们开始意识到谁能掌握最新的基础研究成果，谁就有可能占据国际领先地位。因此，科学家要充分认识到近100年来基础研究在定位上的变化，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再是科学活动的全部驱动力，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简单的问题都需要基础研究做支撑。它包括两个方面：既有来自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的动力，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家通过自由探索去解决。不能把自由探索等同于自由选题。
■春节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数学家吴文俊时，谈到了他对基础研究的看法，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培养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长期以来，基金委扶持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方面的贡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科学家在获得了来自其他部门的更大的经费支持、作出卓越成绩后，念念不忘和由衷感激的却恰恰是来自基金委的这“第一桶金”。
陈宜瑜：人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一直认为总结这20年来的成绩，在基金委直接支持下出了多少成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基金委本身并不简单地追求成果。这20多年来基金最大的贡献和作用是稳定基础研究的科研队伍，扶持了一批科学家的成长。
长期以来，基金委在人才培养上采取了3个步骤：
第一步是要稳定队伍，主要围绕两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面上项目，这部分投入的每一笔虽然不多，但为科学家创造了开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基本条件。最终的成果可能在别的部门甚至国家重大项目的支持下产生出来，但很多人都会怀念在科学基金扶助下走出的这第一步。从科学基金的未来布局上说，我一直坚持认为无论国家给基金委多少拨款，一定要有50%～60%放在面上项目上，这部分支持对帮助科学家成长、壮大基础科学队伍、保护科学家“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的科学敏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我们强调的是青年基金的作用，这部分基金提供给35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这份支持的意义在于，受到支持的绝大多数青年科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基础研究训练。通过这种训练，一方面可以把人才吸引到基础研究的队伍中来，另一方面也许他们中有些人以后不再从事基础研究，甚至可能转到企业生产领域去，但这段经历和基础研究的训练，可以影响他们未来的创新活动和创新思想，这也是更广义上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努力争取增加青年基金的支持率，使大比例的申请人能最终得到这笔经费的支持。
我们做的第二步着眼于造就高水平的人才。在有着稳定的科研队伍的良好土壤环境中，选择最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发现培养能带领队伍前进的优秀人才，给予更大强度的支持。使这些有突出潜力的人才能够有机会成长为国家甚至国际水平的优秀科学家。
第三步就是培养创新群体。科学发展的今天，很多成果不是一个人、一个学科可以单独完成的，对创新群体的支持起到确保不同领域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在一个稳定群体中实现思想的交流和碰撞，突破学科间的界限，带动各学科的发展。
这三步是一个有机的组合，从稳定队伍到杰出青年到创新群体，再加上地区基金和国际合作基金的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机制，来保障和扶植人才的成长。
■目前，学术界谈论较多的是宽松环境的问题，人们对宽松环境之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创新成果的重要性有着很多共识。但实际工作中，很多问题不尽如人意。对此，陈宜瑜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提醒我们反思现今的科技政策、体系是否有缺陷。
陈宜瑜：按科学规律的基本原则，没有哪个科学家在一开始就对预期成果能有十足的信心，甚至更多的是根本无法说清科研的预期成果。反过来说，如果一项研究能够准确地预期成果，那么这很可能不是一个创新性的成果。我近来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基金委的申请书上有一项内容是填写预期成果，很多科学家对这项内容感到为难。有一种很无奈的做法，是到研究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对预期成果有一定信心时，再来申请基金，用拿到的经费再来做下一个项目，做到一定程度时再来申请，如此往复。类似的无奈做法目前普遍存在，甚至出现一些浮躁和不端行为。单纯批评不端行为是不公正的，而是要反思我们在制度、体系上的缺陷。从基金委的举措上说，我们在考虑把“预期成果”这项内容从申请书上抽掉，使它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规律。
目前从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上看，应该说到了探讨创造宽松环境的时机。我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五位，数量应该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重要问题了。在这个从数量到质量的目标提升的阶段，提出完善科研机制使它更符合科学发展规律，提出创造宽松环境给科学家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去潜心研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现实要求的。
减压不等于回到1986年以前那种无压力的环境中，通过竞争和考评，最终能够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但这种竞争和评价应该是一种素质竞争和素质评价。在建立素质评价、素质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淡化甚至取消量化考评，相对延长考评周期，是创造宽松环境的突破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