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校管理者，更多让他们感到头疼的是办学经费的短缺。经费的短缺实际上是高校除行政化外的另一个焦点，引发了诸如大学学费是否应该上涨、研究生教育改革机制如何制定等现实问题。
呼吁国家增加高教拨款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河海大学副校长严以新教授表示，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投入。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1998年，国家对高等学校的生均投入为6775元，而2006年为5869元，比1998年还减少908元。考虑到10年期间物价的上涨，生均教育经费大约为1998年的一半。这表明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而且，过去5年，我国GDP达到约90万亿元，而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仅有2.34万亿元，教育投入远低于GDP的4%。因此，严以新代表建议，国家对高校的生均投入应该增大。
严以新分析，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学生学费、贷款费用，以及国家投入。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然而，目前大学的学费不能再涨了，高校贷款也存在一些呆坏账问题，只有适当增加国家投入才是最可行的办法。
对于目前出现的一些高校大规模贷款无力偿还的问题，有人提出应该由国家予以承担。严以新认为，对于高校的欠债，国家应该承担其合理的一部分，因为国家对高教的发展承担着责任，而学生毕业后是对整个社会有贡献的。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对各个高校的招生人数，培养质量，生均投入情况进行评估，然后国家给予部分的补偿。但是，国家也不能全部承担，尤其一些高校超标准的建设是不能补偿的，否则一些学校可能会盲目扩张。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欧进萍教授表示，在优先发展教育，继续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基础上，应增加预算内的财政拨款，使大学有一定自主支配运行经费的权力。这样，可以让大学根据自身优势和条件，确立适当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为此，应较大幅度增加大多数高校正常运行所依赖的生均经费额度。
培养质量应区别对待
对于本科教育质量问题，欧进萍指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是永恒的生命线，不仅要保证质量，而且要不断地提高质量。不能以偏概全，笼统地说整个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某些新建的学校由于诸方面条件限制，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首要问题；而对于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创新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不断提高本科教育质量。
欧进萍以大连理工大学在培养模式上探索实施大类招生，通过平台课、大类课等的学习，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教学模式上，探索课堂教学改革，开展大班上课、小班讨论，通过互动交流促进思考，激发创新思维，努力推行知识传输式与探究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并培养大学生批评性思维和准确的表达能力；还通过大规模实施大学生创新计划，通过导师带领大学生开展课外创新活动以及部分优秀大学生选修研究生课程等形式，加强了本科生、研究生之间的沟通交流，锻炼和提高了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
欧进萍强调，新时期大学教育应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和大学文化氛围的熏陶，在提高大学生服务社会本领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高尚的价值理念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应着力培养集知识、能力和思想于一体的精英人才。
欧进萍认为，有些学校、有些老师在过去一段时间研究生招生数量过多是过渡时期的暂时现象，并不全是研究生扩招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新老交替、年轻导师补充不足的原因。从大连理工大学目前的情况来看，400名左右的博士生导师每年招收大约700名左右博士生，1000余名硕士生导师每年招收2900名左右硕士生，还是比较正常的比例；除此总量比例的控制外，学校还对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研究生的数量提出了明确的限制数。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教授表示，研究生扩招本身会带来了与办学资源的矛盾。从目前各个高校情况来看，资源比较充足、培养能力比较强的大学可以适度扩招而不会导致质量下降。至于现在研究生的总量，应该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民经济水平和社会需求，另一个是本科生的规模和我们现在的科研能力，当然要量力而行，不是越多越好。
对于质量，郑永扣表示，不能简单地说研究生培养水平是否下降，因为学校的专业各不相同，评价的标准和角度也不一样。比如学校认为某专业很好，办学资源充足，教师负责任，但是社会需求不旺盛，导致学生不好找工作，高校以外的人就会认为：学生连工作都找不到，说明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行。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能说其质量不行，所以不能简单进行判定。
郑永扣表示，要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一是大学要有必要的培养条件和办学资源；二是要有充足良好的生源，也就是本科生；三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数量结构的需求，这就是保证研究生质量的根本条件；四是研究生培养的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表示，任何事物利弊兼有，扩招的时候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人招多了，质量肯定会下降，这是现实。但是，扩招也使学校的基本设施得以改善，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在短时间内质量有所下降，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经过几年的扩招后，现在应该以稳定为主，着重提高质量。就研究生而言也是如此，目前研究生比例小，因为研究生主要为了研究而准备的，但有的情况就不一定非得读研不可。比如中小学教师一般不用研究生，如果要研究中小学教育，也可以去念，但不能把用人的文凭全都提高，不要绝对化。
对于研究生教育改革，葛剑雄表示，一是研究生经费不够，二是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导师的资格认定就很关键。不能因为某些需求而放宽这方面的标准。
多找原因促进就业
葛剑雄表示，对于大学生就业来说，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在找员工的时候没有真正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国外大公司招工，不讲专业，只看一个人的素质，素质达到了岗位要求，宁可培训也要录用。事实证明它们的策略是成功的。反观国内的企业，过分地偏重于所谓的对口专业和高级人才，这就不合理了。
二是大学的结构存在问题，大学一味强调要办一流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其实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要有一定比例。现在高校不分类，造成理论性的人才往往多于实用性的人才。
三是一些大学生对自己估计过高。一味谋取好大学、好专业、高职位而不愿下基层，这是事实，这也与我国的教育政策没有很好地配套有关。
葛剑雄认为，国家宣布每年有1000万个就业岗位，但大学生有400万人，换句话说，不应该40%的比例都被大学生占了。所以在现有条件下，如果每年只有1000万个岗位的话，大学规模不是扩大的问题，而是要适当缩小，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问题。
欧进萍表示，在推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应切实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实体的建设，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以拓宽高级人才的就业渠道。具体来说，国家应在体制机制和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和约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研发队伍和研发条件建设。这样，一方面，强大的企业自主创新实体将源源不断地支撑起企业自身的发展，比如产品更新换代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研发等；另一方面，强大的企业自主创新实体才能真正支撑起国家的金字塔式的创新计划，并将创新成果落到实处。
欧进萍说，比如国家工程和技术科学类的重大研究计划和项目，以企业为主、大学与企业合作申报和研究是必要的，但最终的成果是要在企业生根开花和不断地结出新的果实。没有强大的企业自主创新实体依托，这样的研究计划和项目即便完成了、工程也实现了或产品也出来了，看起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企业只起了一个“二传手”的作用，企业没有真正掌握项目成果的核心技术，从而也不能将此技术创新成果进一步做得更加精细和推动一代代产品完善与更新。
因此，欧进萍认为，强大的企业创新主体建设和人才需求将为硕士、博士等具有良好科研训练和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提供新的、广阔的就业成长和施展才华的空间。可以预计，企业自主创新实体将是硕士、博士毕业生继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之后的第二个就业和施展才能的主战场。大学已经作好了这种准备，并已经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欧进萍表示，其次应着力解决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国家始终下大力气抓下岗失业问题，帮助大龄人口就业，这是解决民生问题。
欧进萍说，当前，我国还应抓好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就业问题，这是事关发展的问题。总理在报告中指出，2007年中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分别达到2000万人和861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达到1144万人。每年在校的4000多万学生超过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但另一方面，如果措施得力，能够切实使之发挥作用，这种压力将转变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巨大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为此，我国在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过程中，要发挥人才的引领和主导作用。
欧进萍建议国家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进一步创新机制和制度，营造适宜的环境和发展空间，学校也将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和研究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能发挥才能的岗位就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