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人眼里普普通通的黄土却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心中的宝贝。今天，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半个世纪的87岁老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在于通过“阅读”中国的黄土，翻开了百万年前地球古气候、古生态变迁的历史。
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
2002年，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授予了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
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刘东生研读的是中国黄土，布洛克的“书”是深海沉积物。当年颁奖时，“泰勒环境奖”组委会就称，将如此高的荣耀授予刘东生，实际上是确立了中国黄土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地位。开启地球秘密的钥匙不再仅仅是传统研究中的深海沉积物和极地冰芯，还有中国的黄土！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有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这平息了“风成”、“水成”之争，为全球变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
当时刘东生提出，240万年前开始堆积的黄土高原中保存着非常完整的黄土—古土壤系列，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可以揭示古气候信息。黄土中那些丰富的生物遗迹，就像一部非常丰富的典籍，记录了200多万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包括生物气候环境变迁、新构造变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带领其研究小组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并开始与深海沉积物序列对比，由此拉开了将中国黄土纳入研究全球环境演化框架的序幕，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隆起对全球变化的影响，从1964年起，刘东生先后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多次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那种境界，人类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韵味，陶醉于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畅想。只有被自然打动，才能不断地有兴趣去探询自然的奥秘。”每每回忆起那些贴近自然的日子，刘东生总是很动情。
熟悉刘东生的人都听他讲过这样一则典故：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或可发展，惟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
刘东生偏要证明，中国学者不仅懂风花雪月，更吃得起野外科研的苦。受刘院士影响最深的是搞古生物研究的老伴，她回忆说：“我们夫妇俩的青春都献给了野外考察。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都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家里常常连续好几个月都大门紧闭。”
对研究全球变化的科研人员来说，不能留下没去过南、北两极的遗憾。和中国黄土相比，运用极地冰芯研究全球变化到底有什么特点？刘东生一直想亲自去两极看看。1991年，机会来了，74岁的刘东生终于随中国科考队远征南极，在南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5年后，快80岁的老人禁不住北极的诱惑，又远征那里的斯瓦巴德岛，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他说，去两极不是想创造什么纪录，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东西都想亲自看看。
刘东生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2001年这位耄耋老人居然在南海科考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家中客厅里那张他最喜欢的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照片，是他85岁去西藏考察时拍的，对他来说，青藏高原、中国黄土还有太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