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院士今年88岁。老先生长着一双笑眼，不高的消瘦身材，锋不外露；讲起话来，普通话略带沙哑，和悦敏捷，声音不高，却剔冗简明，一语中的，让人从心里赞叹。

 

 

我和刘老打交道已是在见面之前，只为两件事：一是保护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旧址——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这个院子见证了中国地质学研究的创业与辉煌，是北京地区留存最早的近代科学机构旧址，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刘老作为地质学前辈，对此事很关注；二是查证刘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任命为地质图书馆馆长一事。这两件事，年代久远，鸿印雪泥，宜清谈不宜实干，难办。

 

而交道正是从实干中开始的。

 

2002年6月，《中国国土资源报》登出了第一篇呼吁保护兵马司9号的文章，我给素不相识的刘老寄了一份报纸。刘老很快来了电话：“文章里的史实，有的我知道，有的我还不知道。这样一组有重大科学文物价值的建筑，应当保护，原先黄汲清先生就提出来过。另外，王鸿祯先生是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能否从地质学会和地质学史的角度联合呼吁；必要的时候，联系两院地学部院士联名，向家宝同志反映。”从电话里，我感受到刘老的风格：鲜明磊落，从实处入手。同年12月，由叶连俊、梁树权、秦馨菱、陈梦熊和刘东生五位曾经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高龄院士发起、28位院士关于保护兵马司9号的联名信送交时任副总理的家宝同志，家宝同志作了重要批示。兵马司9号这处大隐于市几十年的萧索院落，终于以科学胜地的气度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历史不会忘记老院士这神圣的一笔。

 

刘老曾任地质图书馆馆长一事，本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项任命，没想到，查证竟如寻找风后的一粒岩屑，难觅其踪。从中央档案馆到国务院一路查下来，没有。无奈，又写信问刘老。刘老回信说：“关于我被任命‘馆长’一事，我已记不很清……当时聘请科学院地质所所长侯德封为馆长，侯先生未就，就派我去参加。不久收到由教育部钱俊瑞部长签字的任命书（毛笔，直行书）。我保存很久，文革中毁掉。我记得当年报请批准在百万庄附近建立新的全国地质图书馆，即华侨补校附近的那个新馆址时，还是请我签发的呈文。”

 

刘老所说的正是图书馆在北京西城甘家口的馆址，而1956年图书馆馆长一职确实空缺，时间也对得上，然而能否查证出来还很难说。刘老是名家，是与不是我们的老馆长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刘老只是从历史片断上做一个见证，言语之间，对这个图书馆总有一种忆旧的情怀。

 

 

刘老研究中国黄土50多年，其成就和学者魅力蜚声海内外，而我看到的是一位谦和、慈祥的老专家做人的两样细微之处：一是尊崇先贤的业绩，感念铺路人的创业之功，对前辈科学家充满敬畏和感激；二是尊崇二线工作人员的劳动，身为大树，对小草的贡献常怀感念之心。

 

刘先生说：“解放前，中国的地质学在世界上颇有地位。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地质学的黄金时代，出了一大批人才，像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章鸿钊，他们是我国真正的地质学奠基人，还有赵亚曾、黄汲清、程裕淇等等，他们有的走在外国人前边，或者差不多。这些人才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

 

享年102岁的王恒升院士是刘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又是地质调查所的同事。王院士的女儿王莹棣说：“刘先生获泰勒环境奖不久，还特意来家里给父亲报喜。那年父亲101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刘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大概仅有父亲健在了。难得刘先生耄耋之年大喜之时，还惦念着60多年前的老师！如此人品风范，怎么不让人敬佩。”几句肺腑之言，说得王莹棣泪光盈盈。

 

1950年以前的地质调查所，几十年来走出了49位院士，刘老也是其中的一位。功名显赫的人毕竟稀少，大多数的前辈则默默无闻，湮没在时光的尘雾里。刘老承一脉古风，厚道谦和，多次撰文或在相关会议上赞扬地质调查所那些做二线工作的老师们，赞颂他们出色的工作，希望人们在缅怀地质栋梁辉煌业绩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小角色的大贡献。刘老写出许多感人的事例，像测量的颜惠敏，仪器装配的胡宝琳，绘图的鲁巨川、白耆彬，磨片、照相的李时俊，制作模型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的胡承志，采集化石的王存义等等。刘老说，1946年自己初到地质调查所，一切都觉得新鲜，尤其对地质调查所中非地质专业的人和他们的工作印象最为深刻。许多做二线工作的老师傅高尚的人格、精湛的技艺、敬业的精神、创新的意识和培养人才的热情，都令人敬佩而神往，希望研究地质学史的同行们能为他们写些文章。

 

刘老的行止，让我想起出自《论语》的五个字来。孔子的学生子张请教老师“仁”的含义，“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