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信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可不必多想生死的意义，也减少了留在尘世的人为去世者悲哀的理由。对于实质上的无神论者来说，长生乃正常的愿望。如果没有多活一点时间的愿望，进化上比较容易被淘汰。近年来，生物学家已经可以使动物寿命大大延长。其中最奇妙的方法是改变基因，最简单的策略是限制食物摄入。

 

人要得到身体长生不容易。早有贤者认为人可以通过子女、影响后人、做有益的事业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不过，在物欲盛行的今天，追求精神的长生，可能不太合潮流。

 

2008年2月10日去世的吴瑞先生，就是一位躯体离开而精神仍留在人间的“长生”科学家。

 

今年8月，本是吴瑞先生80岁寿辰，许多学生筹备在美国和北京举行学术活动以示庆祝。可惜他不能出席这些活动了。令人欣慰的是，吴瑞先生留给世间一些重要的精神遗产，其中包括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在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们。

 

吴瑞在分子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等领域有重要贡献。他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对基因工程技术发明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DNA序列测定方法上，有多篇论文，常常和英国科学家Fred Sanger交替进展。1971年，吴瑞将引物延伸（primer extension）用于DNA测序，成为Sanger测序法之重要一步。引物延伸也用于其他两项诺贝尔奖的工作中：Kary Mullis的PCR，和Michael Smith的定点突变。

 

吴瑞发明的联接子（linker）和衔接子（adaptor）迄今仍然是克隆DNA的常用工具，因此他对上世纪70年代重组DNA技术的建立起了很多作用，而正是重组DNA技术导致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建立。他主编的《重组DNA》曾风靡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界。

 

DNA测序方法，Sanger的贡献最大——他发明了测序方法的几个关键步骤，获诺贝尔奖当之无愧。Sanger曾撰文表示，吴瑞1968年第一个测定DNA顺序。不过当年的方法不能普遍应用、也不能测长序列DNA。1971年吴瑞的引物延伸，是测序的一个关键步骤，给奖是可以的。Sanger在1980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没有提及吴瑞的工作，但是他在1988年的《生物化学年评》长篇自传、在2001年的《自然—医学》短文中，都肯定了吴瑞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后，吴瑞在水稻转基因技术上有先导性贡献。他和他的实验室通过转入不同的基因，增强水稻对害虫、干旱、盐等的抵抗能力。其原理也适用于其他农作物。

 

得奖可以留在人们的口中，对于留传于世的发明和发现，即使很多人不明确知道发明者，发明仍活在人们的脑中。

 

吴瑞先生的“长生”还体现在他的学生身上。他直接教育过一些学生，而在中国特殊时期对中国学生的帮助，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和事业。他于1981年发起的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从1982年到1989年间直接输送400多名中国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成为一代华裔生物学家的主流。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老师）都不知道怎么留美。吴瑞和北京大学的张龙翔、顾孝诚等为中国一大批学生铺石开路。

 

经CUSBEA逐年出国的有许多成为生物学家：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扬、吴虹、马骏、傅向东、傅新元、王晓东、金亦石、骆利群……一份长长的名单，他们活跃在世界科学界。回国的CUSBEA学生（如上海的赵国屏）和吴瑞培养的其他人（如上海细胞所的郭礼和），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重要力量。CUSBEA学生也有进入生物制药界，或做医生、律师、企业家、投资商。400多人，绚丽多彩。

 

早期生物学科留学美国的主要是CUSBEA学生，以至有些人误以为许田、李恩和我也是CUSBEA学生，但包括我在内的非CUSBEA学生确实受到了吴瑞先生直接和间接影响。CUSBEA学生在美国学校的表现，使它们较快打开了接受大陆学生的大门，使其他学生更容易留学。CUSBEA学生普遍注重学业，有助于改变早期学生中打工和维持生活的心态。愈来愈多的华裔学生在美国生物医学界成为教授、实验室负责人，与CUSBEA形成的学术中坚有关。吴瑞先生热心帮助中国发展科学和技术，也成为后辈的典范。许田、韩珉、庄园建立复旦大学发育遗传研究所，王晓东、邓兴旺建立北京 研究所；鲁白、管坤良、吴虹组织海外学者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评审；海外生物界形成相当多的人长期为中国服务的传统，也可能与吴瑞的典范有关。

 

初期留学生普遍缺乏美国社会基础，有些人时时感到孤苦伶仃，CUSBEA群体则给更多人提供了社会网络。我除了原来的朋友，也得益于这些朋友。吴瑞当初可能没想到他给一群学生建立了互助会。这个群体，后来形成了吴瑞学会及后继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术交流。吴瑞几乎参加所有这些组织的会议。起初，都是一些他儿子辈的学生在一起组织学术交流，这些人都是他帮助出国的。当这些学生辈的人成为教授后，吴瑞照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的风格，推动了一个学术上平等交流、事业上互助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影响后辈。

 

上世纪80年代，吴瑞先生在台湾参与建立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2003年建立的北京 研究所，吴瑞先生在困境中鼎力相助、在工作中鼓励推动、在发展中建议咨询，为研究所的师生所爱戴。吴瑞几十次到中国，在北大、中国医科院、中国农大和其他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是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终审委员，参与选拔支持回国人员。他曾经捐几十万美元给美国康奈尔大学支持学生，也为中国科学家修改稿件。在近年经常性的联系中，我直接看到吴瑞先生积极认真地参与推动中国许多事情。吴瑞先生会“长生”在两岸三地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

 

秦始皇以权力得不到的身体之长生不老，贤者则以对社会的贡献、以人品风范、以有趣的工作……获得精神之长生，也许可以称为“君子爱‘生’，得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