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王婷婷

 

主讲人 蒲慕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教授、神经生物学部主任）

 

吴瑞 （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对基础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及整个社会对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表明了在中国建立和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机制的大好时机终于来临。然而，机遇与挑战共存，中国科研发展的现状和出路引发海外华裔学者的思考———

 

主持人：近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也增加了科研经费的投入，但是中国科研的整体水平以及中国科研机构在国际上的影响都不是很高。哪些因素制约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

 

蒲慕明：基于过去二十年在中国参与建立一些科研机构的经历，我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研究机构在国际上取得卓越地位的障碍也许不是来自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因素。

 

吴瑞：近5年来，中国大陆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我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缺少高产出率的科学家；并且中国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仍然不足；其次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另外，多数大学的教育体制不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创新性地思考，也是问题症结所在。

 

主持人：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西方世界得到蓬勃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对科学研究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摆脱文化的束缚，促进科研事业的发展？

 

蒲慕明：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孔子说要尊重权威，但是科学世界告诉你：只要有理由就可做出批评和接受批评。尊奉权威和现存的条框是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

 

现在，中国的科学教育在各层次都已是十分彻底和严谨。但要培育下一代的科学家，更应该强调的观念是，激励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重于传授知识本身，学生对教科书和教师的话也可以质疑；并能养成在讲堂内外提问的习惯。对现有的证据、假设、概念提出的挑战，无论是多么幼稚和薄弱，都应该受到鼓励和严肃的对待。

 

吴瑞：中国需要自己培养一大批有创新精神、高产出率的科学家。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体制。现在，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性思考、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在此希望，教育部能鼓励所有的大学改善其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方法。

 

主持人：除了应该在教育层面上强调创新和批评，中国的学者之间是否也缺少交流和沟通？

 

蒲慕明：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科学文化，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而且负面的评语不总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过度的礼貌和虚伪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维持儒家式规范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单位是有害的。同事间批评性的坦诚建议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

 

在中国大多数研究机构中，学术交流的另一个障碍是在许多领域都缺乏一定数量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研究人员群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到国外去深造，其中一小部分人回国，成为现在中国科研机构的主力军之一，但高水准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仍然非常缺乏。

 

主持人：高水准科研人员的匮乏是否也是制约中国科研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吴瑞：据我估计，当今中国也许只有 500位生物学家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而在美国，仅华裔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提高国内的科研水平，除了自己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另一种办法是吸引大批在国外工作的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回国效力。实际上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经费支持、较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高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同时推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结构和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

 

主持人：科研领域的选择是否也影响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

 

蒲慕明：西方国家各个科学领域都在飞快地发展，其中包括了近年来众多海外中国科学家的贡献，这对中国科研机构的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那些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去和强大的西方研究机构竞争？

 

与西方发展相比，中国的研究项目经常被誉为“填补了中国科学的空白”。如果研究方式总是沿着现有的思路和与西方相似的模式，将导致不利的竞争地位。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个稳定和优越的环境，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探索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问题，并提供一些机制鼓励引导他们从不同方向对重大科学问题进行探索。对科学家个人来说，沿着西方主流实验室目前的研究方向去和他们竞争是极不利的，也很可能浪费资源。偏离主流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科研方向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的耐心和坚持。

 

主持人：为了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是否应进一步加强经济投入，并且对科研机构、业绩评审体制等进行改革？

 

吴瑞：近10多年来，中国的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十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因此，我在此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实质性行动，大幅度增加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预算。在未来10到15年，逐年提高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

 

其次，中国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需进行实质性的改进。基础研究经费分配渠道在对大项目评审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评审过程还是受到外部因素及人性弱点的干扰。就像有人说：“小经费，大评审；中等的，小评审；大经费，不评审”。对项目评审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减少以上问题的办法是从国外邀请一批有资格的评审者进入项目评审委员会，并使其数量占到评审委员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样不仅能减少同行间的利益冲突，也能减轻因国内合格评审人员缺乏引起的负担，同时使评审过程变得公平化和透明化。

 

蒲慕明：在中国建立研究机构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创建一个有“紧迫感”的科研环境，使其有益于现有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工作和学术发展。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总有一种“必要的紧迫感”，使得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决所面临的科学问题。一个“困境中孕育创造力”的学术环境，对所有形式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聪慧、勤奋及良好的训练，已受到国际科学界普遍的赞赏。但是，正是那种“必要的紧迫感”才使他们能迅速地成为世界各主要研究机构中的高产出者。

 

直接联系到创建一个有益于科研的环境，许多中国研究机构面临着两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行政结构的改革和以业绩为基础的评估体系的建立。对行政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包括减少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审计合理的制约下简化预算和核算的程序，将是科研部门行政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成功地建立以业绩为准的考核体系，首先需要能对科研业绩进行客观评估，且对评审者的身份能够保密。除了各学术领域中合格的评审专家不足外，“保密”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是一个非常生疏的概念。缺乏保密性会使得客观的评审非常困难。广泛地聘请国际同行评议，是目前国际上主要研究机构普遍采用的方法，这对解决客观评估的困难会有些帮助。

 

吴瑞：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更大比例的预算用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真正公平和透明的项目评审体系很快能建立起来。另外，希望建议设立的大项目计划及其评审、管理、监查的新系统能够顺利实施，并最终取得成功。如果这些都变成了现实，以生物领域为例，中国将可培训出更多的高产出率生物学家。同时可吸引到很多在国外有杰出才干的科学家回国效力。在5年内中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将提高两倍，到2020年增加十倍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