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事件，目前已经形成观点截然不同的正反两派立场——正方，力挺杨帆教授严治学风，虽然方式可能存在瑕疵，但“瑕不掩瑜”；而反方，力挺学生对没有师道尊严的教授进行反抗。

 

赞成杨帆教授的，大多不赞同杨帆教授所采取的过激方式，但是显然对于杨教授的敬业态度，表示高度认同。存在于今天大学教室里更多的是“厚道”教师，不点名、不留作业、教室可以随便出入、作业给高分。他们犯不着跟学生过不去，把时间花到课题上、论文中，这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远远高过对教室里的学生“苦口婆心”。已经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杨教授，对学生的违规行为大动肝火，已经属于教师中的濒临灭绝的物种了。

 

对杨教授表示赞同的人，还理解杨教授的处境。也许很多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杨教授，你应该用生动的课堂气氛吸引学生，而不能靠这种方式。这是很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基本观点，但是，在现实的大学中，上课上得好的教师，不受学生欢迎的大有人在。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根本在大学里就不想上课，尤其是那些对就业没有直接作用的人文课、基础理论课。所以，以高的课堂质量来吸引大学生，也就失去了逻辑基础。据我了解，在一所重点大学中，高等数学课、普通物理课的课堂上，几乎都保持着20%的逃课率。你能说这个学校每个数学老师、物理老师，都讲得不好吗？我还知道，在学生选课时，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哪一个老师要求很松，“对人很好”。

 

不容否认，由于高校日益重视科研，而忽视了教学，造成了不少教师根本不重视课堂质量。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追求上进、有长远人生规划的学生，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日益减少。

 

这当然不是学生们自己放弃人生规划，不去追求上进。而是长期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学校教育，已经使学生失去了自我规划的能力，也逐渐失去自我负责的意识。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生的工具理性极其突出，功利化学习风气旺盛。不少学生都把上学作为通向成功的工具，因此，也就用不着那么认真的读书，能以最轻松的方式获得大学的文凭，并在大学中拿到几张用人单位看重的证书，这成为不少大学生整个大学四年的追求和规划。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教育并没有扭转基础教育阶段既已形成的为“上大学而读书”的学习理念，反而由于大学中没有经常性的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引导，导致学生们在自己既定的学习理念影响下，越走越远。

 

在香港中文大学，每年新生入学都要参加“新生营”，在“新生营”里，学校教授、知名校友、高年级学长、社会名流，通过讲座、交流、活动等方式，让新生认识大学、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大学生角色。在度过新生阶段之后，每个学生还会在各自的书院，每两周有一次与指导教授的交流与谈心，由此真正融入大学文化。可是在内地高校中，新生教育大多只是对学生进行一些专业介绍、学校介绍、校规介绍，最多举行一两次讲座。很多新生在兴奋之中，根本没来得及接受老师们的介绍，就面临自己去探索未来大学道路的局面。在具体的大学学习生活中，他们也很少有机会与教授谈人生、谈理想，对于那些在郊区大学城学习、生活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与好感也就寥寥，发展到后来，就把课堂当菜场。

 

师道尊严的形成，并不在于老师的管教和约束，而正在于教师和学生的平等与交流。当前从基础教育起，就在破坏这种平等的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而异化为以分数、教学工作量为纽带的功利关系——基础教育时，老师教书，学生学习，为的是分数，分数是老师的饭碗，学生的命根；高等教育时，老师上课，为的是工作量。学生学习，为的是学分，拿足学分就毕业走人。因此，师道尊严也就不复存在，师不师，生不生。如果有少数教师或者学生，还存有师道尊严的幻想，必然对学生、对教师，更加地失望。如果还对这种关系较真，就难免发生冲突。

 

两年前，我与陈丹青先生一起在浙江人文大讲堂谈大学师生关系，当时我说，大学师生关系在行政化的办学氛围中已经严重异化，而丹青则直说，当今师生关系没有了，变成了权力关系、金钱关系。

        改变师生关系的处境，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教育针对人本身，让“教师”是教师，“学生”是学生，让读书真正有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