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向尊师重教，以往凡是书香门第，都要在堂上立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作为一生的敬重。学生延师就学以后，要称师为“先生”或“老师”，自称为“受业门生”，从此不但要“有酒食，先生馔”，而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但是这种尊师重教的传统，越到后来，越有名无实。在“官本位”的社会，师生之间的尊卑，最后要取决于官位的大小。双方的社会地位一旦发生改变，师生关系就要重新调整，真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寥寥无几，而倒行逆施者反而不少。据《汪穰卿笔记》介绍，清末的官场上，通行过一种风气，“凡门生官骤进，适踞老师之上者”，就要“以红毡拜于老师之门”，断绝师生名义，称为“断门”。做老师的更不可妄自尊大，要主动去禀见学生，缴回以前收下的门生帖子，师生名义从此一笔钩销。

 

传统走到后来有名无实，说到底，是科举制的后果。科举制度的出现，使师生关系面目全非。读书人一生孜孜以求，最后要取决于考官的识拔。于是乡、会两试的考官，就成了人一生荣辱的关键。因此考生及第以后，虽然与考官从来没有师生关系，照样要将考官认作“恩师”，而自认为“门生”，从此一生都要感恩不尽。

 

这种师生关系造成了一种弊端。使考生只记得“赏拔之私惠”，而忘记了“教化之根源”，“报恩之分，往往过当”。甚至“自谓门生，遂成朋比”，座师与门生结党营私，成了后来朋党之祸的根源。因此科举制度行不甚久，唐政府就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下令禁止这种师生结拜的风气，规定进士及第以后，只能向主考官谢恩一次，以后就不许再有这种活动。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六月，中书省又再次下奏，强调“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但是这种风气相沿成俗，屡禁不止。到了明清两代，更是愈演愈烈。据金梁《光宣小记》说，清朝科举虽也禁有师生之称，但是进士及第以后，都要援例拜见“座师”与“房师”，这称为“拜老师”。学生在拜老师时，不但要约时进见，送贽敬、具受业帖、行三叩礼，还要用恭楷缮写履历簿，承认一种依附关系。以后每逢三节、两寿，也要依例进行，只是贽敬可以酌减。所谓三节者，即春节、端午、中秋；两寿者，即老师、师母的生日。

 

学生拜师以后，由师门而及年谊，这对以后仕途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被称为“天然之党籍”。据金梁说，他甲辰会试时，学部大臣荣庆为读卷师。他后来在拜老师时，因为受到门房的阻挠，没有来得及缮登履历簿，对他的仕途颇有影响。李柳溪任学部侍郞时，曾调他入学部供职，结果部令迟迟不发，一问之下，才知道被荣庆压下了，“谓称门生籍中未见其名也”。因此门生之于座师，即使再节衣缩食，这三节两寿的门敬绝对不能少。做门生的如果放下这份门敬，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仕途。同光年间，京城流传一首打油诗，嘲笑那些穷乏的京官，“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穷乏到如此地步，以后就只好走穷途末路了。

 

学生要在仕途上起点更高、走得更远，光靠事后拜师还不够，最好在应试之前，就能够投靠望门。这样一旦被收入门墙，就会有座师的暗中提携。特别是殿试之前，考官要先抄录下策首的几行，然后再行弥缝，这样一来，考官如果熟悉门生的字迹，就可以将卷子置于前列，增加他进入三甲的机会。有人作过统计，清朝到了乾隆以后，进入三甲的，多数是内阁中书和各部的小京官。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同幕后的交易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朝廷各部，已经养成一种积习，各部曹到任以后，要拜本部堂官（尚书与侍郞）为老师，结成座主门生的关系，甚至有“站班请安之举”，其中以户、工两部为甚，而工部尤甚。而会、殿两试的考官、大臣，一般都由各部的堂官担任，京官鼎甲的机会多于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门生可以得到老师的提拔，老师也不是一无所获。除了这三节两寿的节敬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门生的附和，在朝廷内外形成一种势力，以此转移风气、左右朝政。翁同龢在光绪朝成为南派清流的领袖，与他五典乡试、两典会试有很大关系。因为有这层原因，有些人对于桀骜不驯的门生，甚至会折节下交，以此沽名钓誉。例如翁同龢之于李慈铭，不但不以门生对待，还主动称李为“莼客先生”。李慈铭送的节敬，他也一概不收。潘祖荫也是李慈铭的老师，他对李慈铭更是战战兢兢，不但不收节敬，每逢节下，还要给李慈铭一些馈赠，每每嘱咐其仆人说：“李老爷之麸料已送往乎？不尔将踢人。”

 

这种师生关系，也许可以成为美谈。但是其他的互利互惠、沆瀣一气，已经使传统的师生道义荡然无存。一入师门，几等于卖身投靠，师生关系成了政治交易。这当然让很多人不齿。例如，以科举制度论，房师的关系最大。而龚自珍对于房师，向来极不尊重。他已丑年会试，房师是王植，但他中试后，对王植竟然破口大骂，王植无奈地对温叔平说：“依汝言，荐矣，中矣，仍不免骂，奈何？”李慈铭在会试之前，还特意拟了《杜门七例》，第六例就是“不拜房荐科举之师”，所以他对房师林绍年，很长时间都非常冷淡。

 

正因为如此，有人当了大官以后，就将过去的师生名义玩弄于股掌之间。据说，沈宝桢做两江总督时，他的房师孙渠田正任钟山书院的山长，他经常在孙渠田批过的课卷上加上自己的长批，对老师的批语极尽嘲弄，致使孙渠田愤而辞职。袁世凯对老师张季直，最初是以“夫子”称之，后来做了总督，就改称为“季老”，再后做了总统，又改称为“季兄”，开始对老师称兄道弟。张季直曾质问袁世凯：“公之地位逾高，对某之称谓亦逾卑。师降为老，老降为兄，不知兄又将变为何？”袁世凯怎样回答的，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中国人的尊师重教里面，实在有很多奥妙。

 

《科学时报》 (2008-8-14 书界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