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新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从近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来看,每次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无不受到创新的推动。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便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这时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推动作用才突显出来。20世纪末发源于美国的知识经济已经遍及全球,在这场变革中创新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为自主创新能力的较量。不少国家为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曾经历过两次技术创新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全面开放引进外资战略,以市场换技术,过度依赖引进,真正的核心技术引进不来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分布不平衡现象导致了我国的科技发展滞后。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在组织、内容、技术、效益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及技术创新中介服务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系统的关键节点;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知识创新工程取得一批硕果,载人航天、月球探测极大地鼓舞了国民的信心;构筑了一个学科较为齐全的科技创新基础。应当说,从“九五”、“十五”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自主创新建设的进程,科技人力、产业规模、技术水平等已经具备了自主创新的基础条件,在局部领域还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但是,现在我国的自主创新发展还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一些差距,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在:第一,创新的效率不高,经常表现出忽略市场的倾向;第二,创新的宏观决策体制机制缺乏对创新活动的统筹协调,自主创新明显地处在一种科学研究与商业开发相互独立的二元结构之中;第三,创新的服务体系不健全,影响了创新要素的流动集成和创新网络整体功能的发挥;第四,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远没到位,高层次科技人才十分短缺;第五,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
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所形成的隐患也对我国自主创新建设提出了挑战,即过度依赖消耗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所形成的“资源瓶颈”,粗放型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生态瓶颈”,严重依赖外来技术和外资的“拉美化”增长所导致的“自主知识产权瓶颈”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与我国当前的自主创新发展水平、组织结构、支撑体系的不合理和低度化相关联。因此,从根本上说,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真正依靠自主创新来开拓新的发展道路和增长空间,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充分发挥我国的科技事业的比较优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既要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要在全球化竞争中抓住机遇,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并力争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因此,确定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基础,并充分考虑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等因素。
从国内外发展形势来看,我国已基本具备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条件和基础:
我国已具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一定竞争力的制造能力,外汇储备雄厚,国民储蓄率高,政府财税稳定快速增长,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外交流与合作广泛,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产业集群效应明显,沿海发达地区信息化水平高,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建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起到示范推动作用。
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中介服务四角相倚的技术创新体系已基本形成。企业在创新能力和组织建设上都有较大发展,科研机构成为创新源和新兴产业的重要创业者,高校已成为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已初具规模,包括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服务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为高科技企业服务的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等。这些都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我国科技活动人员、研发人员总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人均GDP5000到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和人才保障。
科技工作得到全党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以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创新为民为宗旨的科技价值观深入人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追求科学真理、尊重学术自由的氛围正在逐步形成,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供了和谐的文化氛围。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频繁,我国的“863”计划和“973”计划已经与欧盟的科技框架计划互相开放。从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到大洋钻探;从和美国在航天领域的洽谈,到基因组等生物领域的合作;从一些民营科技企业到国有大型企业纷纷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将研发触角伸向美国、欧洲。此外,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经验,参与国际合作的议事能力也不断增强。开放环境下全球资源的共享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徐顽强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华君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科学时报》 (2008-11-28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