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的北京，明丽高远。素朴、典雅的科技部第七会议室阳光明媚。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这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掩不住的科学家气质，舍不下的科学情结。在长达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万钢从科技人才到科技管理、从自主创新到科技进步……娓娓道来，讲述他见证的中国科学30年。
自主创新，创造中国奇迹
作为国际汽车业的翘楚，作为“海归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万钢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有代表性的见证者之一。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正是万钢学有所成、建树颇多的30年。在这30年中，他既深入到了生产一线，又积极向科学前沿探索。
谈起国家在这段历程中的科技发展与进步，万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许多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成绩斐然，比如：大力发展了现代农业技术和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三农”问题；积极发展人口与健康科技能力，努力提高人民的卫生和健康水平；加强了公共安全科技工作，支撑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我们还依靠自主创新来推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发展基础研究，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他说：“中国实施了863计划，建设了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力发展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设立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和推广。在信息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医疗器械等方面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2008年6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此前，党的十七大着重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万钢说，这一系列的方针、举措无疑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
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科技成果的集中展示。
“现代奥运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为了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从2001年起，全国科技界结合北京奥运会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发挥团结协作和联合攻关的优势，开发和应用了大批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一方面，为北京奥运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科技以及产业化的发展。”身为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领导小组组长，万钢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科技含量最高、节能环保程度最高的一届奥运会。”
人才辈出的30年
“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是创新型的科技人才。”万钢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居世界前列，已接近4000万，位居全球第一，研发人员总数达150万人。这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优势。中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科技活动人员队伍的主要力量，科技队伍人才“断层”的现象已基本消除。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80%。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趋势正在增强，新的留学人员归国潮正在形成。“改革开放30年，我们自己的人才已经茁壮成长，在各地调研时我看到一大批年过而立或年届不惑的中青年人才正在蓬勃发展。”万钢说。
泱泱华夏，十数亿之众。中国是如何从30年前仅仅是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今天的科技人力资源强国的？“党和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支持是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万钢意味深长地说。
1978年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一年的春天，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那时起，中国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开始积极组织实施科技攻关工程，努力建立有利于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制度。
万钢本人正是改革开放历程中涌现出的千万人才的杰出代表。
1969年，16岁的万钢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吉林省延吉市三道湾镇东沟村“插队”。虽说还未成年，但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却并没有城市人身上“眼高手低”的弊病，相反干活很拼命。插队六年半，万钢不怕吃苦、摸爬滚打，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锄地、扶犁、赶马车、开拖拉机，当出纳员、会计、生产队长……
30年前的1978年，他毕业于东北林学院，1981年获得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硕士学位。作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受益者，1985年，万钢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赴德攻读博士。当年，万钢等一行人来到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他在学校的机械所读博士，同时给教授做助教。他这样讲述他当年的感受：“在这里我第一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里大学的学习条件太好了，查资料非常方便，而且资料内容之丰富是国内难以想象的，最关键的还是这里的实验条件非常先进……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万钢在他的文章《带着梦想去留学》中写到：“回想留学德国的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我从一个学生一步步地成为有一技之长，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的人。然而，总结这一段成长经历，是国家的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给了我机会。”
1991年，万钢进入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5年后升任公司高级管理层。2000年圣诞节前夜，在德国奥迪总公司发展态势鼎盛的万钢收到了同济大学和科技部的邀请函后毅然辞职，回国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导、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后，万钢从德国“海归”到出任科技部部长再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后不到8年时间。
“作为新一代科学家，我们是直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光成长起来的。30年来，我们亲历了国家科技发展的巨大变化，享受着科学春天带来的发展机遇，感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国家实力和民族尊严。”他说。
履职一年半，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不动用行政资源，而是在管理制度、机制上创新，通过会商、协商，创新机制，做好服务和配置资源工作，聚焦重点，促进发展。”从2007年4月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至今已一载有余。谈到一年多来的工作开展，谈到从一个科技工作者到科技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他颇有心得。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做事情常常要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而一个部长则根本不可能——因为事情太多，更多的是靠在制度和机制上创新来解决问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做任何事情都要细致入微，讲逻辑、重推理。而一个部长很多时候面临的是需要正确处置突如其来的问题。如科技救灾，部长考虑的是要在突发状况下如何动员更多科技人员的有效参与；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可以在某个研讨会上谈个人的观点没关系，而一个部长，却必须谨言慎行，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观点当做国家的观点……谈起当部长的诸多体会，万钢感慨良多：“进入科技部一年多来，我一直坚持将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自身的改革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科技工作者，万钢对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得十分透彻。他向记者阐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带动生产关系不断发展。而生产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管理体制的改革。把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改过来，变成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动力。”
既然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此重要，如何才能让处于关键地位的科技部发挥应有的作用？
“将资源统筹起来——这并不是说要让科技部一家管，而是要动员各行各业、全体科技人员，包括鼓励支持工人、农民的创新积极性！”万钢坚定地表示。“谁投入，谁关心。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人们真正能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利益而不是从资源消耗中获得利益。”万钢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科技部已经确立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创新鼓励机制。”
何为创新鼓励机制？万钢诠释：从企业层面来说，科技部实行了“创新型企业引导工程”，在行业中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并委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重任，在大企业中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与高校联合配对，实现人才、资源的双向流动。从行业层面来说，要形成产业科技资源的集聚效应，从产业链角度、上下游的结合来带动产业流程技术创新，节能减排，践行循环利用，推动低碳经济。
“在更高层面上，科技部推动了‘部际行动’。”万钢介绍，比如与铁道部的合作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在实现时速350公里城际高速列车“再创新”的基础上，我国正在自主研发时速超过350公里的高速列车；再如，科技部与农业部和粮食主产区共同合作的“粮食丰产工程”对于科技成果推广和粮食增收起到显著的支撑作用；此外，年初，科技部还与卫生部等14个部门、机构启动了“全民健康行动计划”等等。“这些正是高层部际合作的强大例证。”万钢说。
他认为“部际行动”的目标是通过高层会商，把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位，解决制约瓶颈，支撑和引领发展。他介绍，“会商机制”还充分运用在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上——科技部与地方省市领导沟通，通过“省部会商”机制确定目标，集中资源。“他们有需求，但在科技资源方面短缺。科技部与地方合作，二者正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更愿意用数字说话。万钢高兴地说：“高层带动的力量是惊人的。去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000亿元，全社会科技投入3664个亿。也就是说中央投入1块钱，能够带动全社会投入2.6块钱。这个时候，国家已经不需要管理得那么细了。地方和企业投入的更多，他们自然会更好地进行管理，更好地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深入调研，为科技进步建言献策
一系列事实表明，无论是作为科技部部长，抑或致公党中央主席，还是身居高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都谨行“勤于调研，慎于献策，严于决策”。
他告诉记者，勤于调研，是说做调研一定要认真、彻底，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坚持己见，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结论；慎于献策，是说建言献策一定要坚持科学根据，要真正提出能够使当地的人民群众、地方政府都能接受，并能促进国家发展的科学方案；严于决策，是说坚持科学、民主和集体决策的原则和严于落实的作风。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仅近几个月，他就先后深入到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就海峡西岸经济区、国家林业碳汇机制、科技抗震救灾等问题视察、调研，建言献策。
身兼数职，常常分身乏术。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万钢在科技部的工作日程安排甚满，非常繁忙。一年中，这位共和国的科技部部长能够给党派工作“挤”出多少时间？万钢笑了笑坦率相告：“秘书曾对我上任一年的活动做过统计：全年共出席活动921场。其中，科技部的活动占了820多场，党派、政协的活动大约是90多场。这里还不包括我在同济大学参加‘百年校庆’的活动。”万钢向记者透露：“今年，我工作的重点仍然在政府工作这边，但会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的活动，对党派活动分配的时间也会增加一些。”
事实上，党派活动虽然在万钢繁忙的工作中所占比例不多，然而，每一件他都花费了很多心思与心血——严肃的科学态度一直贯穿在他各项工作的过程中。
比如前不久，万钢又一次亲率致公党中央考察组深入基层，就“碳汇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赴云南省保山、丽江、红河等市州山区进行专题调研，与县乡村干部深入座谈，考察林业生态和产业建设的成功经验，了解碳汇林业在云南省的实践和实施模式，探索碳汇林业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有效途径。在实地“勤”于调研后，万钢作出了如下审慎献策：“云南省作为我国四大重点林区省份之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区位。切实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把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和生态林业技术作为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云南省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为国家生态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之，在如何进一步做好碳汇林业项目的发展上他又指出：关键是要把碳汇林业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碳汇林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要深入研究碳汇林业的内在机理，努力探索发展碳汇林业的有效机制，促进通过市场的手段实现森林的生态效益；要将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并举，切实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碳汇林业发展的政策关系；要着力科技创新，切实提高科技含量，加大对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综合指导；要支持和鼓励以公益为目的的碳汇造林活动，发展农村和林业经济；要积极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争取国际合作技术和资金支持。
博览兼听，谋则勤慎。正是缘于万钢这种严谨、审慎、勤勉、求实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情结，才使他在做好科技部部长的同时，带领致公党于深入实地调研后，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实际意义和科技含量高、有价值、有分量的建议与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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