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遗憾地看到，从研究生控诉为导师无偿打工，到今年早期的“杨帆门”师生冲突，到上个月发生的法大弑师事件，这些师生关系紧张的事件虽然都是偶发的，但它们的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教育确实出了问题。

 

师生关系这么紧张，主要原因是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的佩服、崇拜、敬仰之心淡漠了。为什么会这样？本来学校应是知识的高地、道德的净土，从而使得青年学子敬畏学校和教师。但现在不少老师照本宣科、抄录资料、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生不佩服，甚至有的学生毕业时还觉得在大学没学到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学生看见学校和老师也迎合上司、“忽悠”、说假话，他们的道德力量就丧失了，学生也不再从心里敬畏。

 

 

这些年来“教育产业化”思想对学校冲击很大。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个观念一引进，就事实上把学校和教育变成了商品。

 

这种思潮是扩招的推手，这十年中大学录取的学生比以前翻了两番（4倍）。学校都开始收高学费，借学费来增加收入。另外还利用学生的劳动去争取项目经费。这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态度出现了变化，由过去尊敬、感谢变成了理所当然。我付了那么多钱，你要教我本事，毕业后去就业，把这些钱再挣回来。有时候他们觉得你教得不好，不一定值这个钱。那他们的态度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现在，教育部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一个进步。我始终认为，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为长远发展的投资，而不能去赚钱，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我认为，一个大学应该有“极限容量”，一个班的学生控制在20名到30名，学生和老师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如果达到40名到50名的时候，就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一些，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沟通机会就会减少。老师不再可能逐一改作业，改试卷，教学质量就会下降。

 

近年来不少学校的学生大量增加，老师却没有相应增加。尤其是那些建设了新校区的学校，老师会变得非常忙碌。过去的老师都住在学校内，家属生活区和教学区很近，十几分钟走或者几分钟骑自行车到教室、实验室。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学校，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非常多。即使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但是他们还可以继续讨论问题。

 

现在，这样的现象很少看见了。国内的大学的新校区一般都建在偏远的郊区，因为交通不便，完全靠学校班车通行，住在城区本部的老师得花大量的时间耗在路上，他的精力会受大的影响。所以一到班车时间，所有老师都必须去赶班车。长此以往，学生和老师见面就只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减小了。现在的老师除了教学，还要搞自己的科研，还有家庭生活，他们很累。

 

很少有学校在建新校区和二级学院的时候，考虑到老师的精力也是成本，老师一天几个小时就无谓消耗在车上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做别的。教师没有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哪里来自己独到的观点？学生也就不佩服老师了。

 

 

优秀教师一定要给学生上课，真正好的老师是喜欢给学生上课的，学生能启发老师自己，对问题看得更深。在学校做教授就一定要上课，不然就做研究员嘛，这应该成为制度。在美国哪怕是诺贝尔奖得主都要上课，不上课就不能当教授，只有退休。美国的大学教授没有退休年龄，只要你能上课，就可以不退休。这样有利于让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多发挥作用。这样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总之，重建师生关系，应该从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几种角度找原因。学校和老师要反思一下，是不是真的做到那么好，让学生从心里尊敬、崇拜、感谢我们；从学生角度来说，现在受社会影响太浮躁，功利主义太强，想要很快找到好的工作和收入地位。现在的学生不像过去的学生那么崇尚知识，敬畏知识，自然他们也不容易敬畏老师和学校。师生关系变化其实是教育很多复杂因素造成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师生关系也就好了。

（本文由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知名教育家朱清时口述，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