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发生在读大学生杀害教授的案件后，大学内外的学人、评论者对此多有关注，但大多评论集中于从历史与社会环境中找原因，大学本身的师生关系现状却成了盲点。其实，历史、社会环境与当下大学中的师生关系相比，毕竟隔了一层，不首先厘清大学师生关系现状和问题所在，很难说抓住了要点，从而引向问题的最终解决。

 

目下大学里的师生关系，用“淡漠”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自从大学扩招以后，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感明显增大，由于学生是缴费上学，教师是拿工资上课，教师与学生背后的金钱关系日益突显。

 

从大学现行的机制来看，大学老师差不多只是在课堂上与本科学生面对面，而自从一些大学片面地提倡多媒体教学以后，一些教师甚至连面对面也谈不上了，他们一般是关掉主灯，坐在讲台后面，以电脑、投影仪和幕布上文字、公式、图表或数据来间接地与学生交流，课堂教学演化成了标准的“电视教学”。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教师，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学校的政策导向。比如有的大学就在教学评比或评估时，将“多媒体教学”的权重增加到25%以上，甚至明言，不使用多媒体，就甭想得到教学奖励。

 

将教学手段当成教学的目的，这是误读了教学原理和规律的结果，而企图将多元化、多手段的教学，以及教师的教学自由变成一致化、标准化的方式，这明显是这几年大学过分行政化的一个表征。

 

行政化的特点，就是重特权、重等级、重形式。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这几年的大学行政管理方式在许多方面是退步了。比如那时候，学校学生处的领导以及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人员还定时向老师通报学生的各种情况，每学期还召开师生座谈会，讨论教与学的问题。现在，这种方式变得稀罕了。在校学生的思想、学习状况似乎成了高度的机密，需要一定的级别才有权知晓；而师生座谈会仍然在举行，不过，它们已经畸变成了学校领导的新闻发布会，或者因为参与者极其有限而名不副实。

 

大多数教师除了课堂以外，根本无法与本科学生交流。而与学生接触最多的行政人员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这样，知识与活的思想、学术与人的道德彻底地分离了。教师只是扮演着知识和技能的传声筒的角色。

 

不仅是教师对于学生日渐陌生，学生对教师、对学校也同样知之甚少。这看起来是学校剥夺了学生应有的知情权，其实，反过来说，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认同感也淡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关部门大力加强专职思想工作队伍后，学生仍感觉不到特别的温暖的根本原因。

 

离开父母、亲人独自在外，又正值青春期的大学生感觉孤独之后，总是会选择与异性同学交往，希图得到一点家庭般的温暖和情感上的慰藉。而上大学之前，中学单一的应试教育培养出的学生的感情、道德不仅单一、脆弱，而且因为缺少了中学时代父母呵护这个暂时的缓冲，一旦在情感上受挫、失落，其反应也一定十分强烈。

 

从大学教师一方看，他们也不是不想与学生交往，特别是知识上的探讨，观点上的交锋。北京大学有这么多老师在新学期开始前争相申请讨论课教室就是一个例证。而当下的许多大学生一旦有机会在课堂上发言就说个不停，也表明他们多么想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表现自身的能力。

 

教学是师生平等交流的过程，只有享受这一过程，才会享受到求知的快乐。我们当下的大学教育缺乏的不是道德理想境界的灌输，而是一般的行为方式的提醒。老师如何与学生打交道，学生如何与老师交往这类看似简单的东西，往往因其简单或缺少理论性而被忽略了。不仅是在教育内容上忽略，有关行政部门也很少主动提供这样的机会。学会相互交往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只有多交往才能学会恰当地、合理地交往，恰当、合理地表达，甚至恰当、合理地情绪宣泄。要实现这个愿望，大学的理念改变、机制创新和政策完善都是必不可少的。

 

《科学时报》 (2008-11-11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