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以超常规的速度步入了大众化阶段。大学的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在校学生人数都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和讨论。在这样的时刻,正视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与看到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同样重要,而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比听之任之更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大学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是无法绕过去的。
中国赶上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大差距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忧心忡忡地对温总理讲,“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老的讲话指出了要害,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办呢?
国家1994年提出“211工程”、1998年又提出了“985规划”,国家投入了大把的钱,一些重点院校也激情满怀,提出要用 20年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时间已过大半,追求一流大学的雄心还在,但似乎冷静了许多,正如浙江大学原校长潘云鹤院士在其著作《教育七章》中指出的,一个大学不能离开它的国家走向世界一流的进程而独自走向世界一流,正如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升上天空。但是怎么往前走,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大学的教学质量和风气令人吃惊
看看新近的一些报道吧!
北京2007年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有过一次调查,调查对象为24所在京高校,3366名教师、16591名学生。调查结果表明,部属和市属高校中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比例分别为42.7%和60.3%。再看一个与此相呼应的报道,浙江一所学生规模达两万人的大学,开学补考人数高达9400多人次。这样的数字让人吃惊。
另据报刊报道,武汉某大学博士生考试,附上得分要点,引起舆论哗然。而这所大学的研究生院院长却回答,“随题印发的并非答案,而是得分要点,此举在允许范围内。”这种说法和解释比事件本身更不可思议。
当教育诚信、教育质量等重要问题发生时,教育主管部门经常是见怪不怪,反倒习以为常,这种态度真是很可怕的。
高校教学评估的水分不可低估
高校教学水平的评估,已成社会热议话题,有的批评十分尖锐。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纷纷出面讲话,总是重申成绩是主要的,只是个别地方存在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现象。且不论弄虚作假的面有多宽,至少从评估的结果来看,优秀者大大超过预期,不少省市的优秀率竟高达50%以上,不少学校把统计数字、表格管理、汇报材料做得日益规范、漂亮、过多过细,这种形式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在各种评估成绩的掩盖下,教师、学生中不诚信的事件屡屡发生。
不同学校的课程体系特色不明显
一个学校的办学特色,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它的课程体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课程体系大同小异,甚至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授课时间。不少老师讲课讲的都是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的体会、理解或成果,那怎么可能有感染力呢?怎么能启发学生呢?当然更难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
北京大学2003年改革方案的参与者张维迎在其著作《大学的逻辑》中指出,“如果我们今天不改革,二三十年后北大仍然成不了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且他表示,“我们相信,如果不在体制上打基础,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不改革没有前途,不改革也不可能有出路。但是,我们高等教育目前推行的是怎样的一种改革呢?在我看来,是在中国体制下嵌入一些美国大学的培养模式和相关制度。这样的改革取向,是否能真正成功还难以预料,因为两国的基础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中国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下的项目化管理体系,全国性的重大改革都是由政府通过“决定”来推动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实行的是自主办学的多元化体系,政府只负责经费提供和法律制定。
中国大学的改革和评估实际上是由政府主管,美国是由高校之间的联合组织或中介机构实施,如作为美国大学特色之一的“终身教职”制度,就是1940年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与“美国学院协会”提出来的,一直被大学严格遵守。
中国大学实行的是所有教师的终身制,近年来开始推行不同形式的淘汰制,美国大学教师实行的是“终身教职”制,严格实行“不升即离”。
中国大学实行的是复杂的工薪报酬结构,美国实行的是单一的年薪制。
中国大学的教师管理事实上实行的是宽松的社会兼职制度,美国的大学实行的是受限制的社会兼职制度。
中国有计划地建立学术梯队制,团结互助,形成博导、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层次结构,美国相对简单,只要学校在某个学科上有博士授予权,具有博士学位的助理教授就是博士生导师,任职后就可以带博士。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走向大众化,学校总数、教师与学生数大量增加,各个大学的定位和情况差异性越来越大,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目标,应该是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深化改革的环境,特征之一,就是要赋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自己负起责任来,让大学有更多的精力进行适合自身定位的改革,让学校办出个性和特色。
作者简介:
俞瑞钊,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曾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系主任、计算机系博士生导师、校教务处处长。先后发表过有关计算机方面的学术论文90余篇,个人撰写或参与编写的专著和教材4部,撰写有关大学教育改革的论文40余篇。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次,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3次。曾任教育部高职高专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职高专计算机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现任宁波大红鹰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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