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8岁的杰尔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两方面都做出一流成绩的科学家。

 

据杰尔介绍，NSB实际上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机构。根据1950年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规定，NSF的决策层由NSB和基金会主任组成。基金会主任负责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如组织项目申请和评选等，而NSB是NSF的决策部门。NSB与NSF主任密切合作，实现NSF的目标和职能，促进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除此以外，NSB还承担两项重要任务。第一，它负责监督NSF的运作，以保证NSF在美国总统和国会批准的政策框架中运行。也就是说，NSB要确定对于NSF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哪些，它还负责批准NSF的预算大纲，核准年度预算，批准各种新的项目计划和重要奖项，比如万尼瓦尔·布什奖和国家科学理事会卓越贡献奖，等等。NSB的第二个职能是以独立专家的身份接受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咨询，提供各种与科学和工程研究及教育有关的专业信息，也就是说，NSB是总统和国会的智囊库之一。

 

NSB由24位委员组成，他们均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另外，NSF主任会自动成为NSB的委员，参加NSB的各种会议。和NSF主任一样，这24个人的任期也是六年，每两年更新其中的三分之一。NSB的委员都是来自工业界和大学的杰出人士，其专业背景分布十分广泛，既有工程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的著名科学家，也有公共事务、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NSB每年举行六次会议，审议NSF的预算、奖项和项目，并且提出一系列科学政策分析项目。NSB的工作只是委员们的兼职工作，他们另外还有全职工作。

 

作为成功地兼顾了科研与行政的顶尖科学家，杰尔对和他身份类似的科学家有很多独到建议。他说，“任人唯亲”等偏袒现象确实需要大家时刻提高警惕，而且有的时候的确会出现公私利益冲突的现象。但是就他的经验来看，有些搞行政工作的人同时也能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他说：“我很荣幸地认为我就是其中之一。”

 

杰尔认为，如果出现公私利益冲突的情况，必须及时向公众公开，而且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那么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追究责任问题，媒体也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帮助抵制滥用职权。

 

杰尔说：“我坚决反对一刀切，也就是禁止担任行政工作的科学家申请研究基金。其实科研行政官员如果知识丰富，而且活跃于科研一线，对他的行政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遗憾的是，我觉得在美国这样的人太少了。”

 

 

“透明和公开是防治腐败的不二法门。关起门来、私下里达成的协议肯定有问题。”杰尔在谈到如何防治学术腐败时毫不犹豫地这样说。“不仅对于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是这样，对于其他科学家也是这样。举例而言，在美国，如果教授为某个公司做咨询工作，或者自己开公司，就一定要让学校和研究组里的其他人都知道。如果教授有所隐瞒，那么一旦被学生发现，学生会有一种被剥削的感觉，这是不能接受的。”

 

透明与公开的原则也应当贯穿科研基金分配的整个过程。杰尔说：“每个国家在政府经费分配过程中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据我的观察，NSFC做得相当不错，在中国科学家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主要依赖外部评审专家们的意见，评审过程是公开、公平的。但是中国其他地方做得就不一定这么好了，有些行政官员的权利太大，足以左右分配结果。结果很多项目申请是在走过场，只分配给了那些有关系的人。”杰尔认为，这对中国的短期和长远的科学发展都是极其有害的，所以NSFC的模式很值得中国其他部门效仿。另一方面，杰尔建议，中国也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与NSFC有竞争关系的基金分配机构，比如类似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杰尔解释说，从表面看，这种竞争关系似乎会削弱NSFC的基金来源，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在更多的人联合呼吁和游说下，国家会更重视对科研的投入，所以NSFC和这个新机构的理想关系是即竞争又合作的。

 

在谈到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时，杰尔介绍说，美国NSF设了一个叫做总监察长（General Inspector）的职位，专门处理这类问题。他直接向国家科学理事会报告工作，而不是基金委主任。杰尔说，总监察长办公室这个部门并不是NSF的独创，实际上，美国的所有国家机关都有这么一个部门，职责就是确保联邦基金没有被滥用。同时，国家科学理事会下面还设了一个审计与检查委员会（Audit and Oversight Committee），负责监察总监察长办公室，杰尔曾经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杰尔说：“人就是人，是人就有弱点。”只有完善的机制才能限制人的弱点。杰尔坦言：“实际上，美国科学圈子也发生过很多不光彩的事情。我曾经担任过的审计与监督委员会主席好几年，碰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项目评审人剽窃了申请人的想法，还比如拿科研经费去度假。”杰尔说；“我不知道NSFC是否也有类似的机制，如果没有，我建议考虑成立。”

 

 

在谈到中国科学家们正在热议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中关于宽容失败的条款时，杰尔说，其实这个争议很容易理清：“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基金分配是否公开、公正，经费是否真的分配给了最具有竞争力的研究团队。如果是，那么并不存在是否应该宽容失败的问题。”

 

在杰尔看来，科学研究活动是时时刻刻伴随着失败的，高回报的原始创新项目必定冒着极大失败风险。2005年杰尔在法国图卢兹的保罗•萨巴蒂埃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就发表了题为《失败的价值》的著名演讲。杰尔指出：“创新性的研究是无数次失败和极少几次成功的混合。真正的研究乃是一部由错误组成的喜剧，其中错误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不妨用丘吉尔的话来说，研究进展其实是怀着永不衰减的热情，在一个接着另一个失败的道路上蹒跚前行。倘若研究真正具有创新性，那么关于什么将会发生或将被发现，事先实在是没有多少可以预测的。创新性研究并非在某种表格上填空白，或者在已经很好地确立的知识边界上作些拓广而已。当然这类活动也有它自己的地位，不过我不称它为创新性的。”

 

杰尔说，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和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在突飞猛进，然而，真正造成广泛影响的论文数量的增长与论文总量的增长并不匹配，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仍然有待提高。

 

杰尔说，根据他的经验，各种专家委员会比科学家个体更不愿意承担风险，如果完全依靠投票，获得通过的就只是那些很可能或者一定会成功的项目，然而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冒一定的风险科学才能取得飞跃性的进展。

 

那么如何促进原始创新呢？杰尔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说：“放手让科学家们去玩，就像孩子一样。我在日本的时候也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每次我这样回答，他们都说，‘别开玩笑了，说正经的。’可是我说的就是正经的，让科学家们去玩，去自由地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凭兴趣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命题作文。很多看起来没有用的研究，比如说天文学，终将给这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