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孤独斗士，1914~1918》，[德]托马斯·德·帕多瓦著，盛世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定价：79元

■方在庆

1914年夏天，德国柏林。空气中的热浪混合着某种躁动不安的东西。街头，人们的脸上交织着对战争的狂热与恐惧。就在这片人声鼎沸的场景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刚定居于此的瑞士物理学家，却试图在脑海中勾勒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图景—— 一个关于时空、引力和宇宙本质的崭新理论。

托马斯·德·帕多瓦的《爱因斯坦：孤独斗士，1914~1918》，记录的正是这4年。人类世界在战火中分崩离析，有一个人却在精神的孤岛上，近乎偏执地构建着宇宙的秩序。这是一种奇特的错位：最宏大的理性思考，诞生于最极端的非理性年代。

“夹”在科学圣殿与战争引擎间

帕多瓦是德国著名的科学记者和作家，尤其擅长以深邃而富有文学性的笔触，将科学巨擘的生平置于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中重新解读。他的写作并非单纯的史料堆砌，而是致力于挖掘科学发现背后的人性与历史张力。在本书中，他搜集了大量信件、日记和档案，以纪录片式的手法，平行叙述爱因斯坦思想的飞跃、破碎的家庭生活与欧洲的沉沦，让读者仿佛置身于1914年至1918年柏林那座既是科学圣殿又是战争引擎的矛盾城市。

1914年的柏林，不仅是内燃机与电气化轰鸣的“未来之都”，更是军靴铿锵、报贩叫卖着战争号外的帝国“心脏”。爱因斯坦在这里同时体验着科学圣地的吸引力与军国主义氛围的窒息感。

本书如同一部严谨的历史纪录片，平行剪辑着两组画面：一边是爱因斯坦在书斋里与张量演算搏斗，试图用方程捕捉引力；另一边，透过窗外，这座城市正以其无与伦比的工业与科学组织能力，将整个社会精确地改装成一台毁灭机器——从火车站按秒准点开出的运兵列车，到哈伯研究所里为寻找更强毒气而筛选数千种化合物。这座充斥着电车噪声、飞行狂热与工厂轰鸣的现代都会，一面是吸引他的物理学“麦加”，另一面却是令他窒息的普鲁士军靴声与同僚们日益膨胀的虚荣。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对比中，爱因斯坦那“独战万有引力”的坚持，更显露出其超越科学、近乎悲壮的意义。

全书有三部分——《前哨》（战前柏林）、《战场》（战争爆发）与《引力场》（理论完成），从结构上便呼应了爱因斯坦从满怀期望到深陷孤立，最终在理论中寻得庇护所的曲折历程。这种编排方式让本书超越了一部科学传记，成为一部关于天才、战争与救赎的史诗。

“充满裂痕的凡人”

我们看到爱因斯坦初到柏林时的窘迫。他与妻儿分住，自己暂居在舅舅雅各布的家中，由母亲照料。新公寓的油漆味还没散尽，他与米列娃的婚姻已走到了尽头。书中收录了一份他写给米列娃的“生活守则”，字里行间透着令人心寒的冰冷。他要求她负责他的三餐和衣物清洗，保持他房间的整洁。同时，“你必须放弃所有与我个人的亲密关系”，他写道，“你不可以再期望从我这里获得温情，也不得因此责备我。”当米列娃绝望地表示接受这些条款时，爱因斯坦却又退缩了。这里没有胜利者，只有两个被生活磨损殆尽的人，和两个即将失去父亲日常陪伴的孩子。

1914年7月29日晚上9点，在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他看着妻儿登上前往苏黎世的火车。据他的朋友弗里茨·哈伯回忆，列车开动后，爱因斯坦“像个小男孩一样”哭了。那一刻，他或许不是在为爱情逝去而哭，而是在为一种普通生活的彻底终结而哭。

在这片私人生活“坍塌”的废墟上，他的科学工作艰难推进。与此同时，外界正加速坠入深渊。帕多瓦描绘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在爱因斯坦工作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所长弗里茨·哈伯——那位热情邀请他来柏林，并为他提供办公室的同事正狂热地将科学才能转向为战争服务。

就在哈伯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筛选出数千种化学物质，只为寻找能更有效杀伤人类的毒气。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在研究所的某个安静角落，或者就在哈伯家的客厅里，爱因斯坦正在给哈伯12岁的儿子赫尔曼辅导数学。一边是父亲策划着如何用氯气窒息战壕中的士兵，一边是“爱因斯坦叔叔”耐心讲解着公式的奥秘。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残酷地并存着，互不干扰，又彼此讽刺。

帕多瓦还讲述了一个颇为有趣却带着一丝忧伤意味的插曲。1915年秋，爱因斯坦与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围绕广义相对论的最终形式，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智力赛跑。两人都在逼近终点，气氛紧张到几乎凝固。

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中，两人也不乏旧式学者的风范。当爱因斯坦在柏林绞尽脑汁时，身在哥廷根的希尔伯特善意地邀请他前来作一场报告，分享最新的思考。爱因斯坦婉拒了，他回信说，自己过度劳累且饱受胃痛折磨，“被一个真正完美的理论折磨得憔悴不堪”。更戏剧性的是，在1915年11月，爱因斯坦几乎每周都在普鲁士科学院报告一个新的、修正过的理论版本，仿佛在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赛跑。而那个对手，正是希尔伯特。11月25日，爱因斯坦提交了最终的场方程。几天后，他收到希尔伯特一篇新的论文草稿，惊讶地发现其中包含了与他最终结果极为相似的公式。一场关于优先权的争端似乎不可避免。然而，故事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地温和。希尔伯特主动退让了，他致信爱因斯坦，表示荣誉“毫无疑问属于您”。

这场惊心动魄的竞争，最终以这样一种略带伤感的君子之风告终。它保住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却也透露出科学发现过程中，那不为外人所知的精神重压与孤独。

这就是帕多瓦为我们呈现的爱因斯坦：他不是一尊完美的铜像，而是一个在破碎的时代里，自身也充满裂痕的凡人。他会因为思念孩子而哭泣，也会在给朋友的信中刻薄地评论同事的虚荣；他拥有超越时代的宇宙视野，却在处理最普通的人际关系时显得笨拙而残忍。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的坚守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动人。

为守护理性“独战”

当93位德国知识界的精英，包括他敬重的普朗克、能斯特，联名签署《告文明世界书》，为德国的战争行为辩护时，爱因斯坦是少数几个拒绝签名的人。在周围震耳欲聋的所谓“爱国”呐喊中，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他支持了另一份仅有4人签名的、呼吁欧洲和解的《告欧洲人书》。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下了那句充满幻灭感的话：“我们可怜的欧洲在疯狂的驱使下，正在做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可悲的畜生物种。” 他的“独战”，不仅是与深奥的引力定律作战，更是与一个时代的疯狂和身边同事的集体迷失作战。

至此，帕多瓦勾勒的爱因斯坦“孤独斗士”形象已无比清晰：他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与家庭情感的废墟、与自身数学局限、与同行竞争的内心之战；另一条则是对抗整个外部世界滑向非理性的、近乎绝望的道德之战。

合上书页，那个在柏林街头独自漫步、在书房里被烟草烟雾笼罩、在火车站目送孩子远去的身影，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帕多瓦没有刻意煽情，他只是平静地叙述，但正是这种平静，赋予了文字深沉的忧伤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才，更是一个在洪流中努力保持清醒、在失去中试图创造的普通人。

科学的最高使命，或许并非征服自然，而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都竭力守护人类理性的微光，以及那份超越国界的、对和平与理解的朴素渴望。在那个一切都在下坠的年代，他孤独地托举着的，不仅是关于宇宙的崭新理论，更是人性中一份脆弱的尊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