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奈及其著作《自然系统》。

《植物种志》《植物学哲学》。作者供图

■廖景平

瑞典生物学家、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卡尔·林奈（1707—1778）虽从未到过中国，但其著作中却记载了319种中国植物。他成功地在荷兰克利福德植物园种植过中国紫藤，且一生都有在瑞典种植中国植物的执念。

对于林奈的植物命名法，因为他不接受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非希腊语或拉丁语系的土著植物名称，因此被认为有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倾向，被打上了“语言帝国主义”的标签。

林奈在为中国植物命名时是否有“语言帝国主义”倾向？香港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库克对林奈父子描述的160种中国植物进行了考察，尤其考察了茶属、梵天花属、落葵属、番荔枝属、栾属和人参属等，得出结论：林奈命名中国植物时使用了不同来源的属名，但林奈对中国植物的栖息地存在错误认知。

为中国植物命名时有“语言帝国主义”倾向吗

人们指责林奈的植物命名有“语言帝国主义”倾向，其依据主要来自林奈早在1737年出版的著作《植物批判》。

在这部著作中，林奈只接受源自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属名，或看起来像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名称，再者就是纪念某位国王或对植物学研究有贡献的人物。而所谓“野蛮”词汇只能作为形容词构成种名。如此，林奈的植物命名不仅抹去了土著名称，还抹去了关于植物用途和栖息地的土著知识。

不过，在命名中国植物时，林奈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思路，他后期的著作里描述了大量关于土著植物名称和用途的异名甚至药理学信息。

1752年，林奈的弟子佩尔·奥斯贝克给他带来了数种中国植物的标本。林奈当时正在完成划时代的著作《植物种志》，该著作于1753年出版。

自西方首次接触中国以来，欧洲人便寻求了解中国的药用植物及其他植物信息，如米哈伊尔·博伊姆、多米尼克·帕雷宁，以及皮埃尔·德因卡维尔（又名汤执中）等传教士收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种子。他们特别关注药用植物。

他们将采集的诸多植物和种子送往欧洲，在巴黎皇家花园（现巴黎植物园）等主要植物园中进行栽培和适应性驯化。其中，人参被认为具有非凡的治疗功效，受到历代植物探险家的赞誉。另一种备受追捧的药用植物是中国大黄（掌叶大黄）。其他著名的植物还包括肉桂、樟树、藤黄果（滇西藤黄）、姜以及用于18世纪著名“里斯本”饮食饮料成分的菝葜，这些植物广泛应用于中国多种药物中。

然而，西方观察者在报道中医药时，常常会误解所见到的植物，在翻译时存在曲解和谬误。原因之一是他们断章取义地摘译中医实践片段，随后重新诠释。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客观审视林奈的研究、他对中国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及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在《植物种志》的序言中，林奈明确指出，他已亲自观察了该著作所收录的每一种植物标本，“此处省略了未见之植物……实际上，倘若我有时未能详尽检查某植物或仅获得不完整的标本，我已标记……以便他人能更精确地进行检查”。而且林奈从不讨论任何未经其亲眼所见并考察过的事物。

林奈从奥斯贝克那里获得了中国植物的标本，也从俄罗斯的船长等人那里获取了标本。此外，他还根据保存在英国医生及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植物标本馆中已发表的中国植物标本图像和描述，确定了许多物种。

林奈对全球植物确定了拉丁属名命名规则，但在以此命名中国植物时，他至少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应用其规则时，限制条件较宽松；二是只赋予极少数植物以人名命名；三是在他确定的异名和出版的药物学著作中，为许多本土用法和名称作出了清晰的指引。

对中国植物的栖息地存在错误认知

“衷心感谢您所寄送的植物标本，这无与伦比。如此丰富的植物种类，从未从东印度（实为今斯里兰卡）出现过，除了赫曼在那里居住9年的情况，便再未见有如此卓越的收藏。先生，我不禁好奇，在如此短暂的停留和诸多不利条件下，您是如何收集到如此多的植物标本……现在我有信心与任何植物学家在草药植物数量上一较高下。”林奈在给奥斯贝克的信中，似乎显示出他对所收到的植物数量及其植物学界赋予他的影响力感到满意，而对植物来源地漠不关心——认为其来自“东印度”。

事实上，此观察结果与植物在其原生栖息地的状态相距甚远。这可能因为林奈对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清楚，他使用“印度”或“印度群岛”指代印度以及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他甚至混淆了中国与印度，将二者视为同一区域。这与18世纪的欧洲人常常无法区分中国与印度有关。

《植物种志》物种分类原意在于“为学生之便……将所有物种归入单一系统”，但其地理基础有时不稳定。林奈将数种中国植物错误地标记为“印度分布”，包括木芙蓉、野菊、豇豆以及茅莓，其中后两者由奥斯贝克采集。林奈将鬼针草错误地归类于“印度东部分布”。

林奈也正确地识别了一些植物，例如将山茶确认为中国本土物种。林奈可能在1752年《植物种志》草稿最终完成之时，匆忙地将奥斯贝克的发现添加到书中。

另外，对于林奈而言，“栖息地”一词指的是地理位置而非生态条件。林奈展现了对生态学的深刻理解：原产地为植物栽培提供了环境基础。若我们根据地理位置的经纬度对每个地区的气候进行详尽的记录，同时对土壤中的矿物质成分进行记录……我们便掌握了更多真实、明确且可靠的栽培数据。

林奈在瑞典之旅中对环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详细描述了植物原生地与区域、气候、土壤和地形之间的关系。

林奈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生物地理学存在误解，还做了“无效的努力”。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是他痴迷于将茶树引入瑞典。1763年瑞典东印度公司船长从中国带回了相关植物，林奈的栽培一时获得了成功。他在1765年发表的《茶的用途》和1769年发表的《自然的用途》论文中宣布了这一胜利。

他还在《自然的用途》中写道：“长期以来，茶树未被引入欧洲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必须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植物本身。然而，这一难题已被当代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所克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茶树将在欧洲变得和同为中国原产的丁香一样普遍。”

然而，林奈注定要失望，尽管他本人及其学生付出了努力，茶树在瑞典的驯化种植终究未成功。同样，自17世纪80年代起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引种尝试亦未见成效。至1765年，仅存的茶树几近枯萎。

林奈仅在年轻时离开本国，在荷兰有过短暂逗留，并对英格兰和法兰西进行了简短的访问。林奈渴望其《自然系统》和《植物种志》囊括全球各地的植物种类。为此，这位凭自学书本知识成才的自然学家派出了20多名弟子作为船医或牧师，参与遍布全球的采集探险，其中许多人未能生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