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姚瑶

不久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副校长郑春苗及其团队荣获2024年苏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国际水奖的“地下水奖”。此前，郑春苗所获奖项包括国际水文地质界最高荣誉迈因策尔奖、美国地下水协会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博奖，并获得全球地球与空间科学的崇高荣誉——入选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

“春苗”遇水，仿佛自然天成。上世纪80年代，郑春苗走上了地下水研究之路。在他看来，虽然人们常说“生化环材”是“四大天坑”，但真正钻进去，其实大有可为。

像水一样的性格

《中国科学报》：你是如何和地下水研究结缘的？

郑春苗：1979年我参加高考，但发挥得很不理想，便打算报考一个冷门的大学专业。当时流行《地质队员之歌》，我一眼瞅见了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的水文地质学，这个专业在全中国都没有几所大学开设。那时没有“诗和远方”的说法，但我的性格中向往远方，于是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从福建闽侯坐了3天火车到成都求学。

当时我的“盲选”，现在看来非常正确，我热爱地下水。相比找矿，找水更吸引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很多地方缺水，地下水又“藏”在岩层空隙或裂隙中。水文地质队的工作就是把看不见的地下水找出来，并估算它的储量和可开采量。

从成都地质学院本科毕业之后，我在国家留学奖学金的支持下，去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将地下水建模作为读博的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报》：你在工作、生活中是什么性格的人？

郑春苗：也许是与水有不解之缘，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很少发脾气或批评他人，经常被大家戏称“烂好人”。这一点可能与水“不怒而泽、润物无声”的特质有点像。

我常和学生分享： Work hard（努力工作）、Be nice（待人友好）、Open mind（保持开放）。这3条是我始终坚持的——勤奋工作、友善待人、思维开放，敢于尝试多种科研方向，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和收获。

全球巡回演讲

《中国科学报》：你曾受美国地质学会赞助，在一年内去往7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讲学，能否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郑春苗：美国地质学会每年会赞助一名学者进行Birdsall-Dreiss杰出讲座巡回演讲。2009年，我有幸获选，得到该学会和我当时工作单位——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经费和时间支持，去往四大洲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展开全球巡回演讲。我主要讲两个题目，一个是“中国会不会陷入水枯竭的困境”，另一个是污染物在地下水的迁移模拟。

让我没想到的是，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一年我竟然受邀走访了7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那段时间，不是在机场，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平均每个月五六所高校、科研机构。我至今都难以想象自己的这项纪录。

大部分高校、科研机构选择了第一个题目。那时，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极大好奇，由于西方少有生态改造的大工程，他们对中国是否会水枯竭很关心。我告诉他们，虽然很多地区确实严重缺水，但政府不会坐视水危机和生态继续恶化。

这段经历让我对跨学科交叉有了深切认知。我在巡讲总结时提到，越来越多的水文地质学家正与其他自然和社会学科的科学家合作，致力于解决那些牵涉灾害、能源、粮食安全、人类健康等多领域的复杂问题。

《中国科学报》：讲座之外，你的研究是否在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

郑春苗：不仅讲座引发了很多人关注，我们的地下水研究成果也推动中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地下水治理，投入大量经费治理地下水超采和污染修复。

比如，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严重。2013年，我们首次建立了华北平原的区域地下水预测模型，探索地下水可持续性利用的多种方案，为后续的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2022年，我们在《科学》发表评论文章，提出实现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的若干具体举措。

获奖的秘诀是什么

《中国科学报》：你所获得的奖项几乎都是行业最高奖，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些最高奖？

郑春苗：总结起来有3点：青年时期的努力与扎实积累、贵人的提携，再加上些许运气。

年轻时，我想对农田排水沟渠下面的瞬态三维流模式进行定量化计算和可视化呈现，但没有合适的工具。1988年，我用了数月时间开发出PATH3D粒子追踪计算软件。它后来成为我进一步开发的国际地下水污染物运移标准模拟软件MT3D和MT3DMS的重要核心部件。

如果不是在本世纪初加入北京大学的话，我或许会一直沉浸在污染物运移模拟研究和模型开发中。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在北京大学组建工学院，邀请我在那里成立了水科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多学科交叉研究。2015年他去南方科技大学当校长，邀请我去那里组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我听了心潮澎湃，便爽快接受了邀请。

2022年初，我选择来到东方理工大学，想从零开始，开拓新的天地。我主要负责国际、国内的对外合作，在国际上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近10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国内与长江三角洲的知名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未来，国际化将是东方理工大学的一大办学特色。

我们下决心在短时间内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非常不容易。目前已有10多位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院士专家加入了东方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报》：此次获得的苏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国际水奖“地下水奖”，是一个什么分量的奖项？

郑春苗：该奖项由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于2002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涵盖创新奖、地表水奖、地下水奖、可替代水资源奖以及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奖五大类别，涉及水资源领域的核心问题。

我们团队深耕地下水领域，的确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但多少还有运气成分，获奖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去了许多从未想过会踏足的地方

《中国科学报》：回中国搞科研，有哪些收获？

郑春苗：回国后，我的研究方向从场地尺度的地下水污染机理与修复，转向区域尺度的水资源评估与利用。

我还有幸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两个重大研究计划的专家指导组工作，前后16年。第一个是“黑河流域生态-水文过程集成研究”，第二个是“西南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和适应性利用”。16年间我有幸结识了许多优秀学者，也让地下水研究成为这两个计划的亮点，拓展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

《中国科学报》：有没有项目之外的收获？

郑春苗：因为这些研究项目，我去了许多从未想过会踏足的地方。

在海拔4500多米的青藏高原县城过夜，我挑战自己，没有吸氧，晚上睡不着觉、头疼得要爆炸。8天的科考非常辛苦，但也被雅鲁藏布江源冰川、羊卓雍措湖等壮丽风光所震撼。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见识了“生物圈Ⅱ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人造封闭生态系统，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大胆的设想让人惊叹。

在全球离北极最近的城市——挪威朗伊尔城，极昼让我感觉到世界的神奇和自己的渺小。

在地球最南端国家智利的百内国家公园，庞大的冰川快速消失，我不由为全球变暖忧虑——青藏高原是否会重蹈覆辙？

回首过去30余年的职业生涯，我从一名研究传统地下水污染和修复问题的“狭义”水文地质学家，逐渐成为一名探索全球变化和新污染物对水资源可持续性影响的“广义”水文科学家。我走过了一条蜿蜒的科研道路，但乐在其中。我常说，我没什么后悔的，如果让我重走一遭人生路，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