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思玮

目前，全球儿童青少年肥胖率的急剧上升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根据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统计数据，1990—2022年，全球儿童青少年肥胖患病率增长了4倍。

研究数据显示，1985—2019年，我国7~18岁儿童青少年的肥胖患病率飙升了75.6倍，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这一转变使我国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跃升至超过其他西太平洋和中高收入国家，凸显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治的紧迫性。”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宋逸告诉《中国科学报》，儿童青少年肥胖不仅影响个体健康，还会带来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前不久，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联合在《柳叶刀-公共卫生》发布“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系列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呼吁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干预策略和措施。

多层次、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

报告指出，儿童青少年肥胖除了可能带来短期健康问题，如身体素质差、代谢疾病、心理障碍，还能够影响长期健康，增加成年后代谢综合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风险，进而通过代际传递影响下一代健康。同时，肥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也在急剧增加。

据预测，2025—2092年，我国因肥胖产生的直接医疗费用将达210亿元，而包括生活质量和生产力损失在内的间接成本将达218万亿元。

“在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不仅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环境背景，还受到快速城市化、经济转型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的深刻影响。”宋逸指出，儿童青少年肥胖受多层次、多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主要分为群体“决定因素”和个体“风险因素”。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经济、文化及环境等宏观层面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第二，在学校和社区环境中，学业负担增加了久坐和睡眠不足的可能，运动场地和设施的不足进一步限制了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而健康食品获取困难也使不健康饮食问题日益凸显。第三，家庭层面存在不容忽视的因素。第四，就个体层面而言，肥胖风险贯穿于生命早期至青少年阶段。

“有效的早期干预可显著减少这些疾病和经济负担，带来健康和经济双重获益。因此，制定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精准干预策略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教授马军表示。

初步形成儿童肥胖综合防控体系

为应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涵盖营养指南的制定、对不健康食品和含糖饮料的增税、建立食品标签系统、食品广告监管以及基于学校的健康促进项目等。

“尽管应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策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不同国家的干预效果有所不同。”马军举例称，学校干预在西方国家效果有限，但在中国却有一定效果。要将国际成功经验本土化，仍需消除文化差异、经济不平衡及地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障碍。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全国性的预防和控制政策、食品广告监管、健康教育项目以及学校营养干预活动，覆盖营养、体育、健康教育等多个关键领域，涉及学校、家庭、社区，力求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干预策略。

此外，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创新性地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防控策略和措施，如健康校园、健康膳食推广。

报告分析，上述政策演进展现了我国从初步探索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早期侧重于营养和体育锻炼的改善，而后逐步扩展至健康教育、家庭干预、社区优化等多个方面，构建了从学校卫生和社区医疗延伸至三级预防的儿童肥胖综合防控体系。

“同时，这也表明我国政府对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应对的态度。并且，相关举措有效提升了公众对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促进了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养成。”浙江大学研究员袁长征表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体系的特色在于多元参与主体和协作机制——政府引领政策规划，学校负责健康教育，家庭塑造生活习惯，社区提供健康服务，医疗机构给予专业治疗。

这种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整体效能，也为全球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政策的执行效果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分配差异而存在一定区别，在实际运作中也面临诸多挑战。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研究员董彦会指出，现有观察性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层面的风险因素，对家庭、学校及更广泛的宏观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关注不足，急需多维度的干预与管理策略。

个性化干预以缩小健康差距

立足现阶段，宋逸等研究者认为，优化干预策略，才能有效应对儿童青少年肥胖。

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在社会层面上，通过政策、立法和环境优化改善儿童青少年肥胖，如糖税和健康食品税补贴等措施，中国需考量地区差异以有效实施。其次，学校和社区携手通过教育、健康膳食和体育活动等措施促进健康。再次，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核心环境，家长的参与和支持至关重要。最后，个体干预方面应聚焦生活方式调整和临床治疗两个层面。

但报告同时指出，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东南部经济发达城市，农村地区相关研究则相对匮乏。干预措施的可扩展性和长期效果也常常受到实施难度大和后续维持资源不足的限制。

“因此，鉴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多样性以及人口众多，规划、评估与决策时需采用全面、贴合实际的方法，结合普遍政策与个性化干预，以缩小健康差距。”宋逸说。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S2468-2667(24)002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