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牡丹、芍药的地方，就有洪德元”

2001 年，洪德元在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Genoroso山考察芍药。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田瑞颖

2017年，为了寻找牡丹，80岁的洪德元不顾劝阻，爬上了喜马拉雅山，翻过海拔5150米的垭口考察植物，还在4000米的隆子县城过了一夜。这样“疯狂”的事，洪德元做过不止一次。

从20岁进入大学，一直到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洪德元将所有时间都“种”在植物里，并在《中国植物志》《植物细胞分类学》《婆婆纳族的分类和进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多部大型专著中开了“花”。

不久前，由他编著的英文学术专著《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终于出版，并与2010年和2011年出版的前两部组成“三朵金花”，构成了世界芍药属植物最全，也最有“根”有“据”的家谱。整个编著工作，历时20多年。

必须肩负好国家责任

从“放牛娃”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让命运改变的是“知识”。

7岁那年，洪德元“有幸”读上了村里的一个“四无”小学——无校长、无校名、无固定校址、无固定老师。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他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1962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当年的两位研究生之一。

毕业后，洪德元留在所里工作，参与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高等植物检索表》《中国植物志》等的编著，纠正了不少前人留下的分类错误，解决了很多国际上悬而未决的难题。

1978年，洪德元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他的信念异常坚定。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

与牡丹、芍药的结缘，还要提及洪德元的妻子——植物所研究员潘开玉。她主要负责《中国植物志》芍药属的编著，并时常与洪德元探讨分类问题。记者到访洪德元办公室时，潘开玉正坐在一角，拿着放大镜，安静地伏案查阅。墙上则挂满了牡丹、芍药的照片，其中一张展示了颜色各异的牡丹。“这些牡丹都是同一种牡丹的变异。厘清物种划分，必须拿出科学依据。”洪德元告诉《中国科学报》。

牡丹和芍药并称“花中二绝”。这对进化意义上的“亲姐妹”同属芍药科芍药属植物，也需要进行多样性保护。洪德元认为，保护的前提是科学精准的物种数据，而性状分析是分类研究的关键。“过去的分类没有引入遗传学和统计学，没有研究性状变异的规律和幅度，而且野外工作也不够，分类的主观性很强。”

分子生物学的兴起让植物学研究再上一个台阶。洪德元认为，“单凭形态学证据的分类研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与分子生物学方法结合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为了追赶国际前沿，20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筹建植物分子系统学实验室，并带领青年学者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带动了我国居群遗传学、保护遗传学和生殖生态学等的发展。

“我唯一的遗憾”

植物分类研究需要大量野外实地考察。自1995年以来，为寻找牡丹、芍药，从国内到国外、从欧亚大陆到北美西部，都留下了洪德元的足迹。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他从不畏惧。“只要有牡丹、芍药的地方，就有洪德元。”他笑着说。

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他们最后只能跪着向前爬，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更“惨”的是，他们还要原路爬回。

“你说，我六十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这个‘鬼地方’，受这个罪干啥？”洪德元自嘲道。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

由于从小爬山，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但这种自信和“执拗”，时常让家人和学生提心吊胆。2014年，77岁的洪德元为了考察植物，执意要爬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为了证明自己能行，他去跑步机上跑了8分钟，虽然感觉良好，医生和同事还是劝他别去了。最后，“执拗”的洪德元还是“赢了”，从海拔1500米步行攀登到了4300米处。这次经历也成为几年后洪德元再攀喜马拉雅山的“挡箭牌”。

“全世界的牡丹、芍药我最清楚，一共34种。9种是牡丹，它们最‘爱国’，是中国特有的；另外25种是芍药。”洪德元说，“33种我都实地考察过，只有长在阿尔及利亚的1种芍药，我没亲自去看。”

实际上，洪德元曾两次申请前往阿尔及利亚，但没能成行。无奈之下，他只能拜托朋友从当地采摘活标本后再邮寄。然而时值盛夏，在北京海关呆了一个星期的芍药活标本最后烂掉了。“这是我唯一的遗憾。”他感慨道。

要打好长远发展的基础

2010年和2011年，洪德元编著的世界牡丹、芍药专著系列第一部和第二部先后出版，全面阐述了世界牡丹、芍药植物的分类学处理、地理分布式样、性状多态性及多样性。《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则于2021年问世，从进化的角度对芍药属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全面剖析了整个“家族”的发展，并标注了每个“成员”的“详细住址”，阐述了芍药属谱系发生关系、起源及进化。

然而，如此重要的专著目前只有英文版。实际上，也有人曾建议他让学生帮忙翻译成中文，但洪德元说，“我不忍心让学生翻译，我得爱护学生。翻译工作对学生发文章、毕业、升职没有任何帮助，还耽误他们时间”。

由于科研评价体系等问题，真正做植物分类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一方面，搞植物分类研究必须进行野外考察，这是很艰苦的。另一方面，坦率地讲，花几十年写的书，可能还不如发一篇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好处多。”洪德元感到无奈。

更让他焦灼的是，“目前，大学的植物分类学教材中只讲认科、认属，没有分类学原理，甚至有人认为分类学不是科学，只是一门技术。学生不懂什么是多态性和变异，也不知道物种的概念。”洪德元认为，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要从改编教科书抓起，改变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增加经费支持，“这些才是长远发展的基础”。

目前，洪德元正专注于主持《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著工作，这将是植物分类领域继《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后，由我国主导、10多个国家参与的又一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对泛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您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这么用功？”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洪德元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