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所谓“阴滋病人”事件尚没有一个简单的、黑白分明的答案。网络上各种病症信息太多太复杂，而科学家目前取得的研究样本太少，研究时间很短。
□吴昊
5月6日，钟南山率领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研究团队向媒体公布了他们历时月余对“阴滋病”的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排除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这些症状并不完全由精神因素致病；80%病人查出不同程度的已知病原感染疾病；在接受心理检测的人中，有一多半呈现心理异常，可能加剧病情。
这样的结论虽然很大程度上安抚了自称感染者群体，但所谓“阴滋病”涉及的许多不确定性，仍待科学求证。
谁才是病原？
早在三年前，广东医务工作者周茂民（化名）就曾接触过一些“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
周告诉《科学时报》记者，该症状最明显的症状是舌苔发白。在对大量的舌苔黏液的涂片检查后，他发现显微镜视野中遍布革兰氏阳性葡萄球菌。
一段时间后，周茂民证实自己也被感染。于是他用自己身体做了试验：该“病”服用抗病毒药无效；而用抗生素则开始有效，几天后失效；换另一种抗生素亦是如此。
翻查大量的医学资料并结合该病特征，他假设，导致这种症状的产生，很有可能是感染了变种的表皮葡萄球菌超级细菌。
虽然周茂民自信上述结论，但让其遗憾的是，他没有条件做进一步的生化实验。也正因为没有证据，虽多次反映，但并未引起相关部门和主流学界的认同。
对于“恐艾”一说，周并不同意。而上海某研究所的莫博士也持同样观点。只不过，莫博士认为的病原是病毒，而不是超级细菌。
2009年，莫博士就抽取5位自称感染者的血样，并对此展开了研究。据报道，莫博士在5人血样中发现了可能的病毒。
莫博士在电镜下观测到了病原体的形态，但序列结构目前还不清楚。而该病毒与这些“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表现出来的症状有何必然联系，也尚无定论。
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Dr. Jones也在美国媒体上推测，“阴滋病”完全有可能由未知病毒引起。
然而，真正形成官方定论的，只有卫生部的公告。
卫生部曾委托以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为主的研究团队，对该人群的情况展开两次调查。
2009年，对59名“病人”进行了血样检测；2010年5月，又将血液标本送往美国检测。2011年2~3月，又在北京、上海等6省（市）开展了系统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2011年4月6日，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表示，目前可排除该人群感染艾滋病毒，没有证据表明该人群所述的疾病具有传染性和聚集性，没有临床、实验室和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该人群患有某种传染性疾病。
《南方日报》就曾援引邓海华的观点：“阴性艾滋病”只是“恐艾”症状，根本没有什么未知病毒。而《科学时报》记者曾就此致电主持该项目的曾光教授，曾以太忙为由婉拒了采访。
公告甫一公布，就引起很多“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的极大质疑。他们纷纷表示，很多人都是先有症状，才去寻找病因的。怎么会是“恐艾”导致的症状呢。
“我们对卫生部和CDC两次的调查结论并不信服，庆幸的是我们的情况引起了钟南山院士的关注。” “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群体的组织者之一林军（化名）颇感欣慰。
原来，这个群体曾在今年两会期间求助于钟南山。最终经过月余的努力，钟南山团队在对60个“自称未知病原感染志愿者”各项提取物分析研究之后，正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调查结果。
针对这次发布会，北京大学免疫学系的王月丹博士认为，这项研究才刚刚开始。
钟南山科研团队成员、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周荣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如果能检验出未知病毒更好。不过从目前来看，并不是很现实，意义并不是特别大。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把已知病原的检测鉴定能力真正建立起来。”
周荣认为，这次的事件属于散发性质，并不像“蜱虫事件”是局部地区集中爆发，找到对应的新病原体相对容易。在散发性事件中，“要找出来那只能是撞大运”。
“如果有未知病毒，为何送到美国的59份血样什么也没做出来呢？”周荣强调，“既然EBV（人类疱疹病毒）和所查出来的性传病原体感染后可以形成慢性化，并能引起‘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的部分所诉症状，为何不先解决这些检测出来的病原体的问题？”
是否传染？
“是否传染”是压在这些“自称未知病原感染者”心头的一块巨石。群友老鞠就是一家三口人同时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钟南山院士那里进行检测的。
卫生部表态称，没有证据表明该人群所述的疾病具有传染性和聚集性。
但自称感染者的群体成员通过对自己身边的观察和总结，发现这种症状会通过血液、唾液、体液、性途径和亲密接触等方式传染。
而有专家指出，虽然钟南山团队那里进行检查的已有100多人了，但这还远不能满足某个流行病平台和诊疗的需要——样本还不足够大。因此，要得出科学的确凿结论尚需时日。
不过，从目前看来，不管是“超级细菌说”、“未知病原说”还是“已知病毒说”，似乎都支持这些群友们总结出来的传染方式。
周荣则从专业的角度澄清，大部分受检个体弱阳性是表示携带有感染型病原，是具有传染性的。传染性并不一定会引起流行性的传染病，这是两个概念。
这种传染性有可能传给家人和密切的接触者，但很多人已有一定抵抗性，未必会被感染，“这种散发事件，还称不上是流行性的传染病”。
除此之外，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虽然不认同曾光提出的完全心理因素导致“症状”，但不可回避的是，心理作用确实对“症状”有所影响。
虽然样本数不多，不过在接受心理检测的12人中，多一半存在心理障碍。
周荣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虽然大部分人思维正常，但也有一些人精神过于紧张。而且，人们聚集在网络上，确实容易互相影响。
该群体多在30~5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往往精神压力大、体育活动少，且许多人作息无规律，身体素质开始变低。
这可能会加剧潜伏体内病毒的病发或降低了机体对所感染病原的清除能力，而感染后未进行科学的系统性诊断治疗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是否为公共卫生事件？
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称，调查显示，通过虚拟空间走到一起的人群，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会对其他人构成健康危害。
不过，在2003年5月12日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一章第二条中界定：“本条例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对于是否构成公共卫生事件，周荣也未给出确切结论。他指出，这个群体是通过互联网聚集到一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具备聚集性生物学人群或地理区域性特征。考虑到不少人是通过不洁性关系而出现症状，因此可能形成一定的传播，某种程度上会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不过它毕竟不像“蜱虫事件”那样集中爆发。
而另一名不愿具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则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是否为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个“作判断”的问题。而只有政府权威部门，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
事实上，且不论“阴滋病”事件是否为公共卫生问题，但更好的事件关联度和病原体监测机制是人们更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对一些新发传染病的病原监测。
在今年第一期的《卫生事务》（Health Affairs）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反应办公室主任冯子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新发人畜共患病中心生物信息专家Li Wenkai，以及该中心国际新发传染病项目主任Jay K. Varma博士等就撰文探讨了这一问题。
他们的部分观点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临床医院缺乏化验和鉴别新发病原体的设备、能力与意愿。很多临床医院化验不过是白细胞等常规指标。
钟南山院士曾呼吁，将一些传染病的监测工作真正前移到一些专科医院，建立真正科学的传染病病原监测、分析、鉴定能力。
周荣对此十分赞同，“如果这样，就能形成一个以医疗机构临床病原学实验中心为依托的传染病监测网络，有可能进一步完善目前的CDC架构、建立一个更科学有效的疾病控制网络系统。”
《科学时报》 (2011-05-20 A3 科学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