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在一片喧嚣与失望中结束，出炉了一纸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为接下来的坎昆会议留下了一个未竟的棋局。经过今年四轮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的预热，坎昆会议逐渐拉开帷幕，不过，与上次“Hopenhagen”的饱含希望不同的是，人们对这次会议抱持的期待要微弱、理性得多：“Cankun can？”成为许多人翘首以盼的疑问。

 

正是从哥本哈根会议开始的这种气候谈判上的徘徊不进，造就了如今不得不为之的理性。《京都议定书》之后希望达成的全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一直没有出现，所谓《哥本哈根协议》只是达成了一个政治意愿上的共识，没有切中任何实质性问题。事实上，直到今年10月初的天津会议，减排责任分担、减排目标、气候资金、技术转让等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一直横亘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道路上。在减排责任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造成，所以理应由它们来买单；但发达国家却竭力推卸历史责任，甚至以攻为守，反过来要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承担更大责任。在减排目标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则一退再退，作出的承诺离到2020年减排25%的最低目标仍有距离，与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至少40%的减排目标更是相距甚远，不仅如此，它们还企图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捆绑在一起，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拉入“强制减排”行列。至于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方面，虽然发达国家一直承诺将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但相应的讨论和行动却相当迟缓，不仅承诺资助数额与《京都议定书》的要求相差很远，如何筹措以及由哪个机构、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等具体问题的落实更须长远谈判，另外发达国家对技术转让的态度也始终不太积极。

 

透过这些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气候谈判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涉及人类生存、经济和能源安全、政治格局、利益分配等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夺“软权力”的战场，因此，在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各方矛盾日益尖锐，谈判“红线”逐渐明朗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各自阵营的国家出于对各自核心利益的考虑，在这场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角力场上你来我往，争夺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政治经济上的国际话语权。由此，气候谈判这盘棋很难一蹴而就。回想当初哥本哈根召开之际，许多媒体将其视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而随着它的黯然落幕，潘基文称“哥本哈根把最后一次机会留给了墨西哥”，如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人士云集墨西哥，又有人将期待的目光投到下届南非会议，希望到时能达成一份“最终协议”。

 

在这场气候困局中，中国又该如何自处？作为发展中国家，《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没有规定中国的减排义务，然而，目前中国已然被早早推到了减排问题的风口浪尖上，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并大肆鼓吹“全球能源‘中国时刻’”、“中国环境资源威胁论”、“中美共治”等说法，企图占据道德高地迫使中国提前进行“强制减排”。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我们要想在这个问题上赢得话语权，就必须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和行动。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的基本立场下，有步骤地落实国内自主减排行动，完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进而掌握具体的碳排放数据，形成监测碳排放的标准和低碳评价指标体系。只有自己摸清家底，才能为对外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副院长、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

 

《科学时报》 (2010-12-03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