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撰写的论文《中国古代物理中的系统观测与逻辑体系及对现代物理的启发》被选为作大会报告（1982年12月23日）。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做研究工作，研究方法论与科学史。我在论文中具体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物理中有自己独特的“系统观测与逻辑体系”，并且对现代物理很富有启发性，从而实证地说明了在中国传统科学的框架内是可以通向近代科学的。
我的论文列举出物理实例，委婉地批评了爱因斯坦对科学史的一种见解。爱因斯坦曾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我的论文发表在《大自然探索》1985年第1期上。我想，如果爱因斯坦能看到我这篇论文，一定会改变看法，会为中国的贤哲也走上了“系统观测”和“逻辑体系”这两条道路而深感惊奇。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我论述了中国古代物理的思想方法对现代物理的许多新的启发——这引起了钱学森教授的重视，他看了我的这篇论文后，于1985年3月17日给我写了第一封来信。全信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查有梁同志：
拜读您在《大自然探索》1985年1期上的《中国古代物理中的系统观测与逻辑体系及对现代物理的启发》一文后，深受教益。但您［引用的］在前几年“黄山天体物理学术会议”上的论文未能找到学习，是个遗憾；不知您手头可有复印本?如有请赐寄一份，我将十分感谢!
我很同意您的看法：决定论总是一定条件下的决定论，几率论也总是一定条件下的几率论。您对D．Bohm的理论有什么看法?请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7
读了钱老的这封信后，受到很大的鼓舞与促进。在回信中我向钱老深入请教和讨论了一些问题，包括力学中出现的内在随机性等，特别是决定论与几率论相互转化的问题，以及D. 玻姆的理论。不久，我的朋友张桂权看到D. 玻姆的著作《整体与隐序》的英文本。他想译为中文，并希望我做译文的校者，我欣然同意。从玻姆的著作中可看到解决问题的一线曙光，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新的物理理论应当是：在一定条件下既能回到决定论，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回到几率论。正如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物理在极限情况下，都能回到经典物理一样。为此，首要的前提是必须把量子物理和相对论物理统一起来。量子物理中的时空不连续、量子跃迁等观点与相对论物理中时空连续、因果性等观点很难协调起来。尚需要做许多深入的工作，有所突破，才能使两大物理理论统一起来。
钱老的来信一直激励我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思索。促进我获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包括我在《科学通报》1988年第6期上发表的《信息测不准关系》，以及199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做访问学者时完成的新研究：《一般测不准关系与信息—质量关系》（发表在《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2期）。
钱老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钱老发表了许多论文，提倡研究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杨超同志将钱老论文的预印本给我，要我认真学习。我研读了钱老的论著之后，结合教育理论的探索，撰写了一篇试图将系统科学与教育科学结合起来的长文《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其对于教育科学的意义》（《教育研究》，1984年第5、第6、第7期3期连载），此文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进而，我撰写成一本专著《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1986）。我注意到钱老不同意“三论”的提法。因为，钱老将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作为“技术科学”，而“系统学”或“系统科学”属于“基础科学”。“三论”不能并列。“三论”是一论，即系统论。我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一书中，既分开讲“三论”，又合起讲“系统科学”。在书中，我提出一个观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教育革命，三者是对应的、一致的。于是将从17世纪至20世纪这300多年间分为了4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与此相对应的4次教育革命。
钱老收到我的新著之后，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对我书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了批评。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真诚关怀和热情帮助，同时也再次表现了钱老谦逊求实的学风，第二封来信，全信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力开发与专门人才研究所
查有梁同志：
五·一信及大作《系统科学与教育哲学》都收到，十分感谢。
前收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颇为吃惊，又是“三论”!早就论述过：不是“三论”，是一论、系统论!（见王俞华同志《中国科技报》1986年2月19日3版文）。您大概未加深思就随声附和了吧?
对教育理论我未加研究，更不要说更高层次的教育哲学了。我只是根据人们的实践，提出到2000年我国出二十二岁的硕士（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4期1－6页），提出到下个世纪我国出十八岁的硕士（见《内部参考》，1986年11月10日7－9页》）。
您对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理解也与我的理解大不相同，我的看法见《人民政协报》1987年1月2日，1－2版。
您对我的一些看法，差别如此之大，请您指出为什么您有不同见解。我服从真理嘛，但现在我还没有被说服！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7．5．9
我读了钱老的第二封信，认为钱老的批评是中肯的。决定重新撰写此书，于1991年完成了新著，遵照钱老的意见，书名改为《系统科学与教育》，此书于199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钱老对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看法，与我的看法有些不同。钱老认为现在是第五次产业革命了。我认为以“系统科学发展”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和以“电脑的普遍应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两者是相对应的，都属于近代的第四次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我个人认为这个差别不是原则差别。很可能我还没有认识到钱老看法的重大意义。
虽然钱老在给我的来信中，对于我有关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但是不久，他又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肯定了我对教育的看法。钱老写道：
“不久前见到查有梁同志写的一篇论21世纪教育的文章，讲到教育观念必须转变，教育体制灵活多元，教育模式综合互补，都很好。……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教育观念的革新。”
钱老对我的批评与表扬，两者都同样给我以激励。
1963年当我刚从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成都七中做物理教师，就在这一年我认真拜读了钱学森教授的新著《星际航行概论》。经过8年思考，我应用一种新的方法，推导出了天体运行统一的能量方程，由此方程很简明地得出天体运行的离心率公式，还得出一些新的结果，如推导出引斥力的新公式等。我的新方法，可以简化经典力学的传统推导方法。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喜讯，促使我完成了一本科普论著《牛顿力学与星际航行》。由于种种原因，此书1991年才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我写作《牛顿力学与星际航行》的直接源泉与动力来自于钱学森教授的著作。1993年12月，我同时将《牛顿力学与星际航行》、《系统科学与教育》寄给钱老，因为这两本书都是在他的直接指导和启示下完成的。收到我寄去的书后，钱老很快看了书，并给我写了第三封信，全信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人才所
查有梁同志：
您12月8日来信并贺年，还寄来尊作
1）《牛顿力学与星际航行》1991年
2）《系统科学与教育》1993年。
此皆收到，我十分感谢!
《牛顿力学与星际航行》实际是讲太阳系内的航行，能用“星际”二字吗?我国习用名称是“航天”。
就说太阳系内的航行您的书似也未提及用行星的引力改变航天飞行器轨道的计算；也未提及三体运动可能出现的混沌。这些您可能认为是小问题!
《系统科学与教育》诚然比今天朱开轩主任领导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要先进得多，您也说22岁的硕士是可能的。但系统科学是由50年代就发展起来的，而今天是信息革命的时代了。信息革命实是第五次产业革命，也当然要改造教育：
（一）我在1989年《教育研究》文就说21世纪的中国要让小孩4岁入基础教育学校，18岁就成硕士。
（二）是什么样的18岁硕士?请想想：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出现的名人学者都是全才，科学、技术，艺术无所不能。到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才分化出科学、技术、社科、文艺四大门，没有全才了。但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到了30年代，就出现了理工结合的大学教育，我在美国就是接受这种教育的。（我的博士学位就是航空与数学）。事物又继续发展，到了第五次产业革命的今天，在国外又出现兼理、工、社科的博士。所以我想21世纪中国的18岁硕士应是全才，但又是专才，全与专辩证统一：即全可变专，改一专业只要大约一个月的锻炼就成了，甚至一个星期的改业学习就成了。
（三）这能行吗?能！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网络！人的智慧不只来源于人脑，还有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是人·机结合的智慧！
有梁同志：美国不是在花大钱建立信息数据高速通道（Data Superhighway）吗?听！时代的钟声响了，千万不要落伍呵！我们都不能落后于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此致
敬礼！
并恭贺新年！
钱学森
1993．12．18
收到钱老的第三封信，深受启迪，同时，我也感到钱老的信对整个教育界、科技界都意义重大。1994年1月给钱老回信如下：
尊敬的钱学森老师:
您好!1993年12月18日来信收到，非常感谢！
您的意见很对。拙著《牛顿力学与星际航行》，如能再版，一定遵照您的意见改为《力学与航天》。并增加“用行星的引力改变航天飞行器轨道的计算”，以及“三体运动可能出现的混沌”等题目。我将进一步研究这些较深的问题，如何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明白。
您设想“21世纪中国的18岁的硕士应是全才”，最好兼通理、工、社、艺；“但又是专才，全与专辩证统一”。这是有远见的。事实上，只有博，才可能深专；只有专，才可能真博；博专结合，才可能有创造。
您进一步提出用“人脑＋电脑＋网络”的办法去实现上述设想，说明您的设想是“可行”的。这是一项具有超前预见的真正的教育革新。我的理解是：学生们只需记住最基本的信息，而不必死记硬背过多的“条条”，枯燥无味；学生们应当学会解最有意义的问题，而不必在“题海战术”中，浪费生命；学生们应当主动地去索取知识，获得能力，而不必强制去应付太多的考试，损伤身体。办学多样化，是国际性的潮流，没有必要强求一个模式。但是，信息革命，已迫使教育不得不革新。您的想法是有吸引力的，定会促使许多人去为之努力。我就是其中愿意去实践的人之一。
祝全家春节快乐！
查有梁
1994年1月6日
我在科学探索、教育研究以及科学与教育的结合上，做了一些工作。这与钱老的帮助是分不开的。30年来，我自始至终受到钱老的指导、批评、鼓励。钱老一贯重视人才培养，一直关心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及其对教育的影响。钱老给我的3封来信，使我大受教益，学到了许多东西。最主要有3点：一是钱老谦逊求实的学风，二是给予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真诚关怀和帮助，三是他对新事物的敏锐和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
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人，从钱学森教授的来信中收到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