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及现代行为的起源与扩散问题一直是旧石器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学术界对于如何定义现代行为及其是否为现代人所独有等问题仍存在争议，但却基本认同象征行为的出现和认知能力的进步是现代行为的重要特征，而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带有刻划痕迹的遗物常常被认为是认知、象征乃至语言出现的标志。近年来，在非洲、欧洲、近东利凡特地区乃至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带有刻划痕迹的骨化石、鸵鸟蛋皮、赭石和石制品。特别是在南非中石器（Middle Stone Age）时代Blombos洞穴遗址出土的7.7万年前带有刻划痕迹的赭石，成为迄今关于现代行为最早的确凿证据。相关研究也发表于Science、Current Anthropology等多个国际著名期刊上。然而，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却鲜有发现与象征、认知行为及早期语言相关的考古遗存。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课题组长期致力于现代人及现代行为的起源与扩散问题研究。自2002年以来，由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对宁夏水洞沟遗址第2、7、8、9、12地点进行了持续发掘，并对该遗址的经典地区——第1地点的地层、年代及文化内容进行了再研究。2011年，一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被发现于第1地点1980年出土材料中。这一发现是我国旧石器遗址中首次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非有机质遗物，也为研究东亚地区现代行为的出现，古人类认知、象征能力，乃至语言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材料。2012年9月17日，《科学通报》第57卷26期以封面文章形式刊登了该项研究成果。
水洞沟第1地点（SDG1）由法国学者于1923年发现，并于同年进行了首次发掘。1960年、1963年和1980年又分别经过了3次考古发掘。长期以来，该遗址一直因其石叶工业特征而在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研究中处于独特地位。高星课题组注意到，在分析1923年发掘出土材料时，法国研究者步日耶曾观察到“在一些硅质灰岩的表面有一些平行的刻划痕迹”，他推测这些痕迹是用雕刻器刻划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些带刻划痕迹砾石的更多细节。2011年，为对保存于宁夏文物与考古研究所的1980年发掘出土石制品做进一步的石器技术分析，文章第一作者彭菲博士重新观测了SDG1该次发掘出土的石制品。这件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即发现于此次研究中，这一发现也进一步验证了步日耶的观察。
借助于古脊椎所人类演化实验室的KEYENCE VHX-600 数字显微镜，高星课题组对这一石制品上的刻划痕迹进行了三维观察和测量。在排除了自然原因、踩踏、动物啃咬和人类无意识行为等多种其他原因后，确认这一刻划痕迹是古人类有意识所为，并推测这些刻划痕迹可能表明了计数等象征行为。这一证据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地区古人类具有相当的认知能力，也证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行为在这一地区的出现。
文章第一作者彭菲博士介绍：“尽管在我国山顶洞、兴隆洞、峙峪等遗址中都有发现带有刻划痕迹的骨、角遗物，但这些刻划痕迹的人工属性大多仍有争议。因此，根据现有的非功利性刻划遗物判断现代行为在中国的出现和演化模式为时尚早。但SDG1这一带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至少证明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中国北方，SDG1的古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知能力或现代人行为特征。”
高星研究员指出：“所谓‘行为的现代化（Behavioral Modernity）’，往往被定义为技术行为的变化、生存模式的转变、生存领域的扩展、认知能力的突破等特征。这些定义大多来自于欧洲、近东及非洲地区旧石器考古材料。而在东亚地区，这一问题更为复杂：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不仅出土有带有刻划痕迹的石制品还出土有鸵鸟蛋皮装饰品，与它们同层出土的石制品主要是石叶-长石片产品；但在年代稍晚的水洞沟第2地点，与鸵鸟蛋皮装饰品同层出土的石制品组合却是典型的石片产品。研究已经显示该遗址的石叶产品其技术来源可以追溯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而石片工业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传统工业类型，那么这些装饰品与刻划制品到底是由西方迁徙至东亚的人群所创造的？还是一种文化渗透(acculturation)，即东亚土著居民从迁来人群中学习到的技能？亦或是东亚土著人群在晚更新世自我智力突破的结果？目前尚无明确结论。对于这一地区古人类行为的现代化、复杂化问题，我们还需要寻找更多的材料及证据。”
该研究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及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资助。（来源：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