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站，一家人

拉萨站的食堂里有一张大圆桌，到了饭点，不论研究员、气象观测员、学生、司机还是厨师，总是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西藏拉萨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拉萨站）站长戴尔阜说，“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不分彼此。”

饭桌上是这样，工作生活中也是这样。大家没有身份隔阂，一起并肩做研究、跑野外，坚持三十多年把站守好。

一桌烟火

早上八点半，食堂准时开饭。馒头、稀饭、咸菜，还有酥油茶。拉萨站气象员布桑的妻子白玛一边在厨房忙活，一边招呼大家坐下。她已经在站上做饭快十年了。

“我们两口子都是站上的人。”布桑说。2010年他来站上做气象观测员，认识了在站上工作的妻子白玛。两人在站上谈恋爱、结婚、生子，如今大儿子13岁，小儿子6岁，就在站附近的学校念书。谈起这几年的生活，他笑着说：“甜的多，苦的没有。老婆能干，做饭特别好吃，从来不吵架。”

“我高中毕业，后来函授读大专，跟着站上老师学习仪器。每天和教授、学生一起干活吃饭，学到很多东西。看到观测仪器稳定运行，拿到完整的气象数据，我内心很有成就感。”布桑说。

司机杨师傅是西北人，来站上开车快三十年了。“站上谁有事，我出车。去林周、去当雄、去那曲，一年跑四五万公里。”他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说道，“大家都不容易，互相帮衬着点。”

“站上的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到了拉萨站，就是一个家。”孙维说。

戴尔阜坦言，野外台站的工作有现实的代价，长期驻藏，很难照顾家庭，站上不少同事都经历过家庭的难处，这是高原科研绕不开的现实。同时，改良河滩地、培育牧草品种、培训农牧民，这些实实在在服务地方的工作，在传统评价中很难被量化。这也意味着做野外台站，要耐得住寂寞。

“但我们的学术生命，就在这片高原上。”拉萨站第三人物张宪洲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研究都在青藏高原上。”

拉萨站刚建站时，全部人员只有3人。如今在编职工已有21人，在读研究生50多个，把观测和研究铺到了整个西藏。

一段行程

拉萨站的人，走的路比一般科研人员要多得多。

西藏120.28万平方公里，拉萨站的观测点和示范基地散布其间。跑一趟样带，就是上千公里。拉萨站老站长、现任执行站长余成群跑遍了74个县，他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早晨从阿里噶尔县出发，晚上赶到狮泉河开会，1100公里土路，开完会第二天继续走。“现在高速起来了，好太多了。”他说。

路远，路况差，安全是最紧要的事。张宪洲当站长期间，每次都要给外出的团队打电话。“青藏高原交通事故太多了，出一件事就不得了，心里老是提溜着，时刻盯着他们的动向。”他说。

1998年，最让人痛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副站长许毓英从西宁开完国际会议返回拉萨途中遭遇车祸，年仅43岁。同车的还有25岁的气象观测员张秀，原本八一建军节就要结婚的。许毓英的儿子当时才9岁，也在车上。一场车祸，给两个家庭带来沉重的灾难。

但路还是要走。观测不能停，技术推广也不能断。三十多年来，拉萨站的人就这样一趟一趟地跑，跑出了一条覆盖全西藏的观测网络。每一条样带、每一个观测点，都是用车轮和脚步丈量出来的。

一生坚守

在拉萨站，高原反应是第一道考题，也是陪伴最久的“老朋友”。

“高原反应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张宪洲1993年第一次进藏，跟着老站长张谊光做研究，那时候没有便携氧气罐，只有一个简易的充气包，难受了吸一吸，他很少吸——“你要待两三个月，不能天天吸氧，只能忍着，熬过三四天、四五天，慢慢适应。”可缺氧的感觉始终在。

年轻的时候还好，接近50岁的时候，缺氧给张宪洲带来的最直接的折磨是失眠。有时候缺氧影响到微循环，会连续几宿睡不着，脸发肿，双手和脸好像有好几万个跳蚤在跳。尽管如此，卸任站长后，他依然继续在这里做科研。

余成群有个博士叫邹荟霞，第一次到那曲时，因为高反，到宾馆里还在哭。但第二次去，她担任队长，带了11个人到那曲、阿里跑样带，进700多户人家做入户调查，做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都很了不起。”

跟着余成群读研究生时期，拉萨站副站长孙维曾想，“以后工作了，就不待在青藏高原了”。但2009年毕业后，他留站了，一待就是近二十年。他的主战场是科技进村。2011年，他跑到山南地区贡嘎县岗堆镇吉拉村，想让老百姓把土地流转出来搞合作社，有几户人家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参加。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有老百姓叫他“草老板”——觉得他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帮大家的。第二年，合作社挣了钱，当初不愿意加入的农户主动找上门来，改口叫他“孙老师”。这些年，他扶持合作社、建养殖场、推动牛羊肉加工……一件件事下来，农户又叫他“孙总”。

“这片地，这群人，做这些事情习惯了，也放不下。”孙维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