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法国历史学家玛蒂尔德·拉雷尔和日本社会历史学者田中光同时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物品及与女性相关的物品上。尽管当前对“物”的研究已进入学科领域，但把物用在女性研究中，还是会让人稍感不适，比如月经与卫生巾、避孕与节育环等。

在对女性的研究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回归关注身体和自身发展。诸如乳房、子宫、卵巢以及更年期等，这些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大宣之于口的词汇，就这样大大方方写在书里，甚至赫然成为书名，以至于我们可以敞亮地讨论这些在过去是女性私密的话题。

女性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话题，社会的不断进步让人们在观念上产生革新，但也不要忽视背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比如医学的发展让女性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身体，从而可以更好、更正确地爱自己。而物的变化背后少不了技术的助力。比如，生产出舒适、价格不再昂贵的卫生巾，让女性告别过去无法在经期专注工作、处处受限的日子，极大激发女性的潜能。

当然这会带来新的思考，比如越来越多的小家电诞生了，看似帮助女性摆脱了繁重的家务，但其背后是真正为了帮助女性吗？

因此，女性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要不断问：“女性气质”这个命题时至今日仍旧是我们心中的枷锁吗？女性还在为了乳房下垂焦虑吗？玛蒂尔德说，我们要将自己从凝视中解放出来。

本期妇女节专题，我们聚焦女性物品的社会变迁，了解科技发展为女性带来的得与失。

《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日]田中光著，曹逸冰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

■端木异

一位女性，从初潮到绝经，要经历至少400次月经，用掉1万多片卫生巾。在中国，卫生巾更是4亿人都在使用的必需品。然而，近年来发生的卫生巾长度“缺斤少两”的问题、围绕“高铁是否该售卖卫生巾”产生的争论等，暴露出卫生巾作为基本女性物资需求却长期遭遇忽视的处境。

人们提到月经也常常压低嗓门，以“大姨妈”“那个”代替，仿佛不可见人，这也反映了一种过时的月经观——男性漠不关心、女性羞于提起。不仅如此，我们还缺乏完整的知识普及，特别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的公开读物。而《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正是这样一本难得的书，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敞亮地讨论卫生巾这个话题。该书作者田中光是一位出生于1970年的日本社会历史学者，与月经和卫生巾相关的女性主题是她的研究兴趣。

一开始并不在乎女性的使用感受

虽然本书讲的是卫生巾在日本社会的发展，但日本和中国近些年来的情况非常相近，值得借鉴参考。卫生巾在中国普及，其实才30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就是从日本瑞光株式会社引进的。在月经观和对卫生巾的态度上，中日两国女性是能够形成特有的共鸣的。而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讨论安妮卫生巾是怎样改变社会对月经的看法、推动社会发展并使女性走向更宽广的职业道路的这一过程，宛如日剧一般热血又细腻，能给我们今天的讨论留下更多思考。

月经在日本成为公共话题，最早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运用西方医学知识对待女性“月经”，带来了日本女性月经观的第一次改变。当时人们对月经的关注是为了“培养健康的母体”，即为了国家孕育繁衍健康的后代做准备，开始推崇一些经期静养的观念。这和中国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观点如出一辙。

有些不一样的是，日本女性传统上处理月经常用的是“置入法”，有点类似今天的卫生棉条。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由于无法从中国进口棉花，脱脂棉只能按配给制优先供给军队，致使女性不得不寻找替代品。这种传统月经处理方法遭到了接受过西式教育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有损女体健康。同时，做性教育的教师和产科医生等开始对传统置入法污名化，甚至把月经产品和女性传统贞洁观加以绑定。

彼时，西式月经带正好被引入，这种月经带有点接近现在的卫生巾。虽然正好契合当时对女子经期静养的新观念，但其给行动带来了不便且价格更贵。事实上，从20世纪初前几十年的女性使用者留下的口述记录看，她们普遍表示穿着感并不舒服，这种以胶皮为材质的卫生带有胶皮味、容易引发皮炎且非常难受。

可以说，产品虽是女性使用的，却并不是以女性为本位设计的，也并不在乎女性的使用感受，这点在很长时间里全世界都一样。而由于日本阶层社会的风气，当年即使有因为强国而“培养优秀的母体”的理念，最早关注的也只有贵族和精英女性。因此，女性卫生产品从设计理念到价格推广，都不曾考虑过底层和劳动女性的使用情况。

借卫生巾，不像借创可贴一样坦荡公开

全世界都有各种形式的月经禁忌，比如中国很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着不允许经期女性进入寺庙、祠堂或出海的旧俗，装卫生巾的袋子通常用不显眼的深色。古代日本尤为“露骨”，经期和怀孕生产时的女性均被视为污秽和低人一等，却不妨碍女性在经期做饭干活。这些旧俗都影响了人们对月经产品的态度，用过的卫生带就连清洗和晾晒都在别人见不到的地方。

据美国著名汉学家、女性史学家贺萧在《记忆的性别》里记录，陕西农村的年轻女孩初次来月经后，她们的母亲（或婆婆）才会开展迟来的月经教育，把碎布放在护垫里，“而做这些时都必须躲着不让人看见”。

贺萧还引用20世纪50年代初的报告揭示，当时很多农村妇女因缺少卫生知识，会将这些碎布藏起来，“反复使用且从不清洗”，由此引发的炎症和妇科病可想而知。

虽然今天对月经的污名化已没有这么“露骨”和可怕，但按照前几年法国出版的《月经不平等》一书中所说的，今天对月经的污名化体现在我们无法清楚、安心地讨论自己的身体。比如我们会躲起来讨论月经，小声借卫生巾，而不像借创可贴一样坦荡公开。

带动了婴儿纸尿布和成人失禁用品的开发

安妮卫生巾作为日本一次性卫生巾的“鼻祖”，在推广过程中春风化雨般改变了日本社会对月经的看法——很多地方的做法在今天看来非常超前。这是本书作者写得最好、最费心力的一部分，采访和挖掘了非常多的一手资料。

以高洁丝为代表的卫生巾，在一战后已是美国女性的日常用品。但对日本女性来说，高洁丝不但昂贵和不便购买，尺寸和设计也不适合日本女性。

此时，一位年仅27岁名叫坂井泰子的年轻女性想要改变这一切。她认为，女性经期用品由女性制作是最好的。在普遍看不上月经用品的时代，她对月经的坦荡和积极态度打动了投资人，拿到了超出想象的投资金额并成了那个时代非常罕见的女性社长。

之所以用“安妮”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年《安妮日记》一书改编成电影后大火，其中少女在日记里把月经描写成“甜美的秘密”，正好符合坂井泰子想要的积极向上的月经观，于是产品被命名为“安妮”——她要扭转当时人们对月经那种充满历史晦暗和不洁的感觉，并最终决定把产品称之为“卫生巾”，其对应的英文napkin，本义在日语里指的是“餐巾”。

因此，当“安妮卫生巾”这个全新名词出现在广告里时，很多男性一开始甚至都没有把它和女性月经用品联系起来。卫生巾的包装盒也被煞费苦心设计得像某种糕点盒，并搭配自家研发的网纱月经裤。有趣的是，在最早的宣传材料里，这款卫生巾的面料是纸棉，“不仅能在经期使用，还可以用于卸妆”，并且“可以直接冲进下水道”。

安妮卫生巾的广告词成为了一代经典广告语，“40年，久等了！”——40年前欧美国家就在研发的产品。安妮这个柔和的名字，配上坂井泰子清新优雅的女社长形象，产品上市当天就被抢购一空。

在女性连“例假”“生理日”都难以说出口的年代，“消费者寄钱到安妮总部求购卫生巾”的现象持续了很久。后来，“安妮日”成了女性经期的代名词，人们走进商店买卫生巾会说：要一盒“安妮”。

综观全世界，月经禁忌的打破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开始的，即认为月经并不肮脏也不羞耻、没有必要为此忍受痛苦。女性很晚才慢慢建立起自己对身体和月经的正面认知，而卫生巾只是第一步，对于痛经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才开始慢慢获得关注。

但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卫生巾的普及，女性终于告别了过去无法在经期专注工作、处处受限的日子，极大激发了女性的潜能。同时，卫生巾的普及也带动了对婴儿纸尿布和成人失禁用品的开发与使用——受益人先是女性，再扩展到小孩和老年人。

正如田中光在本书结尾所写的——毫不夸张地说，卫生巾确实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