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应用基础研究被视为突破“卡脖子”技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关键桥梁。

如何让这座桥梁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实验室的突破更快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痼疾？两会期间，《中国科学报》对话轨道通信、生态环境、核工业领域的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从他们的实践与思考中探寻答案。

从高铁通信技术看“需求驱动型”创新

坐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车厢里，和家人、朋友进行5G视频聊天无卡顿。这就是高铁移动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已经在这一领域深耕了30余年，其所在团队面向产业需求，承担过多项跨部门联合基金重点课题。

2009年他们承担了铁路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开展高铁移动通信基础理论探索，研究列车运行中信息传输的可靠性、安全性、有效性等问题，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我国高速铁路移动通信工程。2013年起，他们继续开展高速移动场景下5G通信关键技术研究，突破高速场景下传统通信技术误码率飙升的信号传输瓶颈，支撑了我国高铁移动通信系统从GSM-R到5G-R的升级换代。

“应用基础研究不是‘论文—专利—成果转化’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需求、问题与理论相互激荡的‘非线性’创新——行业需求牵引应用基础研究突破，而后者的突破又反哺技术创新和装备升级换代。”多年的研究经历让钟章队有此领悟。

在他看来，应用基础研究与行业的一些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以及应用技术之间往往联系紧密。因此，做这类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必须从行业需求、工程实践和瓶颈、痛点出发。而推动这类“需求驱动型”研究落地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国家基金资助项目的“杠杆”作用；二是与行业、企业的“无缝”对接。

“联合基金模式撬动了行业资源，实现了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协同创新，让高校研究直击真问题、直面真需求。”钟章队举例说，在开展高铁移动通信研究时，他们在国家铁路局和国铁集团的带领下，与相关企业深度合作，形成创新联合体。企业是“出题人”“阅卷人”，高校是“答题人”。双方从项目源头共同参与，明确需求，不存在知识产权归属和成果间接转化问题，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产品、直接服务于生产实践。

“这种协同模式不仅能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难题，还能培养既懂理论又了解行业需求的实用人才，可谓双赢。”钟章队说。

在钟章队看来，应用基础研究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链条中的一项“特长”。我国各行各业特征鲜明、布局丰富，行业高校多，在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优势明显。应充分发挥这一特色，扩大联合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覆盖面，建立“需求—研究—应用”闭环，加速行业应用基础研究落地。

“我国行业高校设置体系最初是跟苏联学的，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欧美，综合性大学逐渐兴起，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行业高校在内的许多大学都在往综合性大学方面迁移。”钟章队说，“但一所高校的综合发展哪有这么容易，它需要全面支撑，投入也非常大，所以大家都开始发论文，理论性强，但实用性不强。回头看，这条路走得有点偏了。应用基础研究只有跟经济、市场吻合，技术创新才会蓬勃发展。”

不过，钟章队强调，创新链条的布局至关重要，需各环节平衡发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不可偏废。“我国经过多年基础研究积淀，已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应合理分配资源，鼓励部分有兴趣、有能力的人从事基础研究，同时加大应用基础研究力度，促进两者协同发展。”他说。

从环保技术落地看成果转化“动力”

在水污染控制这个领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源送已经工作了近30年。从国内的北运河、浑河水污染治理，到长江、黄河的生态保护，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斯里兰卡的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应用基础研究，就是将基本科学原理应用于解决实际生活生产中的难点、重点问题。”魏源送介绍说，“这类研究和基础研究类似，很多时候从实验室起步，逐步走向规模化示范或应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实际问题。”

在应用基础研究的实践中，魏源送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面对现实难题后的反思。

2020年前后，在一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支持下，他带领团队与国内一家头部养殖企业合作，开展养殖业废水处理技术研究，成功开发出处理生猪养殖废水的高效厌氧氨氧化工艺，成功实现规模化应用。

然而，在另一项农村分散供水饮用水处理项目中，团队通过实验室研究，在筛选出优质膜组件、研发出适于海外应用场景的水处理工艺后，与国内一家头部公司合作定制分布式纳滤饮用水站，该纳滤饮用水站在海外示范应用时获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好评，但在大规模推广应用时却遭遇困境。海外方希望通过当地生产、采购来降低成本，可受限于当时的疫情防控和海外市场推广的难度，企业参与的意愿并不高，这大大增加了推广难度。

这些经历让魏源送深刻认识到，企业意愿是研究成果落地的关键因素。应用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需要经过调试、示范、推广等多个环节，企业的配合意愿直接影响成果转化成效。而且，企业的配合度与行业特点、市场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

“和信息、通信产业领域不同，在生态环境领域，民营企业虽然对科技创新比较敏感，但由于部分项目公益性质强，市场化程度低、利润不高，导致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动力都不足。”魏源送说道。

实际上，尽管不少重点研发计划要求企业参与，企业也有意愿加入，但在成果推广应用阶段，有些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科研院所从中获得的收益也不明显。魏源送认为，一方面行业差异大，有些行业市场化程度高，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快；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在促进应用基础研究成果落地方面管理模式还不够精准，有待进一步深化细化，亟需加大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他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应用基础研究及成果推广。例如，加强环保领域政策扶持，对投入生态环境产学研合作和技术推广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要加强核查监管，促进成果推广落到实处。他还提议科研人员多深入企业，了解实际需求，加强跨学科跨机构协作，打破“纸上成果”的困局，推动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实际应用。

魏源送表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处于关键时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攻克“卡脖子”技术刻不容缓，加大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发展迫在眉睫。“比如我国科研院所和高校使用的环境类高精尖分析仪器大多依赖外资企业，实现国产仪器的替代研发，需要科技攻关和产业协同，这正是应用基础研究需要重点发力的方向。”他说。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一滴水”，魏源送深切感受到，中国科学院近年来在坚持基础研究的同时，明显加大了对应用基础研究的要求，强调科研要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做研究要“顶天立地”，既要瞄准前沿基础问题，也要解决国家重大需求。

从核工业发展看“自主化突围”

“2024年，中核集团研发投入强度达9.8％，其中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例超过15％，保障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副总经理辛锋近日在该集团举行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这意味着中核集团85%以上的研究投入为应用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基于长期以来在这些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该机构已构建起完整、先进的核工业创新体系，以及自主可控、竞争力强的核工业产业链体系，培育了创新型人才队伍，打造出核能领域众多国之重器，推动了核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副总工程师徐鹏飞向《中国科学报》举例说：“我国近年来推出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正是这一核科技工业体系开花结果的产物。”

如今，华龙一号已成为世界核电市场极具竞争力的三代核电机型，国内外在运、在建机组总数达33台，位居全球首位。在华龙一号的研发建造中，中核集团充分发挥“链长”作用，开展从基础应用技术研究到装备研制的自主攻关，开发120多项应用技术软件，构建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体系，填补产业链关键技术空白。同时，中核集团联合众多企业，协同攻克411项核心关键装备国产化难题，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辛锋表示，未来三年，中核集团的基础研究投入预计将保持在15%这一比例。“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一方面亟需加大对基础性、前沿性理论研究的投入，鼓励科研人员勇闯未知领域；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促进原创技术的转化应用，提升核工业基础研究能力，为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他表示，今年是中国核工业创建70周年，中核集团迎来重大项目落地和核能产业链升级的关键时期。辛锋介绍，中核集团将坚持“热堆-快堆-聚变堆”核能“三步走”战略，推进华龙一号技术升级和规模化发展，布局小堆、高温气冷堆和聚变技术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