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数学再往前一步，丘成桐迫切而充满期待。

应国际数学联盟主席中岛启的多次邀请、基于中国数学当前的发展势头，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率领中国数学界发出倡议：申请在中国主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ICM2030）。近日，这一倡议以及申办委员会成员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国际数学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会。2002年，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作为推动者之一，丘成桐说，当时中国数学基础和水平尚未比肩世界，但它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而在2030年后的中国数学，将有实力达到世界最顶尖的水平。国际数学界最高级别的终身成就奖“陈省身奖”、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有望花落中国。

“5年后，中国将涌现出真正能够引领世界数学发展的本土数学家。”丘成桐为中国数学勾绘出2030年数学学科发展的宏伟蓝图。

2月22日，丘成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说，2030年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将成为一个标杆，激励年轻人做出世界第一流的工作。

丘成桐接受专访。戚金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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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更多中国年轻人在世界崭露头角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在今年提出申办2030ICM？在时机、条件等方面是否成熟了？

丘成桐：国际数学家大会对多数数学研究工作者而言非常重要，不仅能了解过去4年来世界上的重要发展，也是展现自己学术成就的重要时刻。

中国数学在进步，我认为2030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是中国数学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重要时刻。我们希望通过国际数学家大会激励中国年轻人和一批学者在世界崭露头角。

当然，2030年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我希望在2034年的大会上，我们能够拿到国际大奖，比如菲尔兹奖。那时，中国数学达到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中国科学报》：和2002年在北京举办的ICM相比，我们这次申办ICM在目标或者议程设置上将有哪些不同？

丘成桐：事实上，2002年中国数学研究的水平和世界相比还相差甚远，当时有成就的学者不多，但我们很高兴看到很多世界一流的学者来到中国，那场会议成为中国和海外学者沟通的桥梁。

将近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本科生和中学生在数学学科上的进步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希望2030年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很多学问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中国科学报》：您担任申办委员会及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名单也阵容强大，主席团和委员是如何选择的？

丘成桐：我们基本上找到了全中国在数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我们的委员目前一共40多人，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地理分布来看，都是能够领导中国数学研究的委员会。

当然，我们委员们作为中国数学界的领军人物，要激励更多年轻人做突破性研究，同时向国际数学联盟展示，我们是代表中国数学界的不同方向的最高水平。

ICM 的成功申办不仅是对一国数学研究水平的认可，也是提升国际学术地位的宝贵机会。希望从官方到民间都更积极参与其中，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成立申办委员会及学术委员会也是为了尽快推进。

《中国科学报》：中国数学界为申办国际数学家大会这一共同目标齐心协力，是否对以往数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的一种积极回应？

丘成桐：不管是数学界还是其他领域，必然存在不同意见，意见不可能完全统一。如果意见完全一致，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牛顿和莱布尼兹也存在争论，只有争论才能够前进。我相信许多科学家都有不同的观点，也会为此吵到天翻地覆，但我认为这不会造成影响。

举办大会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某个人。日本、英国都已经提交了申请，他们表现得十分积极，也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这个时候，中国数学界应该搁置争议，共同努力。

数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在30岁左右完成

《中国科学报》：您多次提到，我们的数学研究还存在“原创性不足”“基础研究不牢”的问题，怎么实现在短短5年或10年内拿到这样的大奖？

丘成桐：数学家的成长比其他学科更快。一般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在30岁左右就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成果都是年轻人做的。对数学家而言，一般在博士毕业后的3到4年就会出人头地，4、5年内完成一个重要工作是有可能的。

我从1966年进入大学，到1976年完成第一个重要工作，中间只花费10年的工夫。所以对数学来说，因为不是实验科学，最重要的是要用我们大脑思考，因此很多成果都是由年轻人完成的。

《中国科学报》：所以您提到“5年后，中国将涌现出真正能够引领世界数学发展的本土数学家”，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丘成桐：是，我认真观察和考虑过当前我国年轻学者和学生的能力。另外，我还看到我们有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学生，他们的能力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

《中国科学报》：引领世界数学发展，需要第一流的成果，该如何衡量第一流的标准？

丘成桐：所有数学成果的衡量标准都很简单，就是创造能力有多强，创造出来的学问有多重要。不是奥数成绩，也不是拿多少奖项，而是创造出来的结果在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如何，这个是由全世界顶尖科学家来判断。

《中国科学报》：您为中国数学拟定了发展路线和目标，这具体是怎样的？您计划如何实现？

丘成桐：数学就是找到大自然的规律，包括物理规律、社会问题的规律等等，都可以从纯数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始终发展一个方向对整个数学而言是有损害的，需要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交叉领域等各个研究方向齐头并进。

路线和目标也很简单、很清楚。首先是培养人才，通过求真书院的领军人才计划、少年班，以及大学生数学竞赛、中学生科学奖，我们遴选、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已经看到很好的成果。其次是国际交流，邀请世界级学者来中国工作或者访学，举办顶尖的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学者可以展示自己的成果，参与科学前沿的讨论，而学生们也打开了视野。

2030年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延续了这个路线，也为中国数学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

人工智能还需从0到1的突破

《中国科学报》：未来，我们在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数学领域是否将取得比较大的突破？比如DeepSeek在部分能力上已经持平甚至超越了ChatGPT。

丘成桐：人工智能最主要的学问的基础也是数学，但就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主要是在海外发展而来，我们改进、提高了一部分。

中国要真正带领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要从基础上开始努力，也就是在0到1的问题上还是要实现突破。数学对人工智能实现原创性突破将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报》：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一流的大模型团队中的年轻人有不少是华人，为什么他们在海外能快速崭露头角？

丘成桐：这些人大多接受了美国式的教育和训练。我们教育的差距在于激发创造性，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我在国内创办求真书院、设立少年班，也都是希望中国能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基础科学的人才。

《中国科学报》：Deepseek在中国诞生并爆火，背后团队是本土人才，您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吗？对中国的创新，尤其是您一直强调的培养一流人才有哪些启发？

丘成桐：事实上，团队里的年轻人，其实很多都不是博士生。我觉得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一定要成熟研究人员来开发，其实很多本科生甚至高中生就开始了自己研究。

这些年轻人的成果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尤其是拔尖人才的培养。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成就往往不是看平均水平，而是看最尖端的部分。

《中国科学报》：我们中学生的数学天赋已展现出来，但顶尖人才常出现“断层”，在人工智能时代，您觉得拔尖人才该如何培养？

丘成桐：问题的根源在于刷题，学生进入大学后已经失去了探究学问的兴趣。

我们有中考、高考，是每个学生人生中最重要的节点，考不了高分可能就无法进入心仪的学校，考试需要花费1~2年时间准备，唯一的方法就是刷题，这是对年轻人创造能力的最大打击。但进入数学研究领域，却没有兴趣，就失去了我们原本培养数学家的意义。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培养思考、创造力，我认为并不是不考试。对最拔尖的学生来说，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培养。但许多家长都会觉得自己家的小孩是天才，实施起来会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