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鱼,你研究了一辈子,最后种群没有了,你于心不安。”
“放归最后一条白鲟的人”“中华鲟之父”,作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理事长,危起伟身上的大多数标签,都与长江中的鲟类有关。
2003年初,一条白鲟在长江宜宾段被渔民误捕,经救护后被成功放流。这是白鲟和人类的最后一次会面。全程参与这次救护的危起伟,至今难以放下失去白鲟消息的遗憾。
2022年,危起伟退休了,但他至今还在为长江里的鱼儿们奔走。
64岁的危起伟一直在追着鲟鱼跑。他用来形容中华鲟的词是“伟大”。
“中华鲟实际上是一条很伟大的鱼。它从大海到长江,一天到晚不停地游,拼命地往上游。什么生物能够忍受一年半不吃不喝,而且不停地游?它还要产卵,产了卵以后再游回大海。”
这是鲟鱼的一生。从长江游入大海,再从大海游回故乡。漫长的路线,鲟鱼为了种群生存,跋涉一遍又一遍。
跋涉一遍又一遍,也是危起伟的四十年。鲟鱼想活下去,而科学家,想找到鲟鱼、留住鲟鱼。
研究鲟鱼的“一辈子”,从1984年开始。大学毕业的危起伟被分配至位于湖北的中国水科院长江所。生长在长江边,工作在长江边,这份工作,他做得如鱼得水。
危起伟初到长江所时,所里的研究主要为解决“吃鱼”的问题,谈不上“保护”。当时他的工作之一,是开展中华鲟的野外监测。同事做其他鱼类野外监测,拿上一把尺子一杆秤就能出发。但危起伟不行,因为中华鲟太大了。
鲟鱼的习性是什么?它躲在哪里,吃什么东西?在哪里产卵,又洄游到哪里去?这都是尺子和秤无法回答的问题。追上中华鲟,是危起伟要做的第一件事。单位提供的2万元经费,他先用来租了一艘运芦苇的破木船,每年有2个月吃住在船上,通过解剖渔民捕捞的铜鱼、黄颡鱼,找到它们的肚子里的中华鲟鱼卵,再推断中华鲟的产卵场所在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江所也做中华鲟人工繁育,但效果不佳。三十出头的危起伟敢想也敢试,利用在鲟鱼研究国际合作中获得的一套搜寻设备,他成功标记并放流了2尾性成熟的雄性中华鲟,当时高兴得“和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差不多”。
迈出第一步后,危起伟试图寻觅更多长江珍稀鱼类的踪迹,关注鱼类的名单从长江鲟扩展至白鲟。但那时,白鲟已经极难看到。
在危起伟工作的前几年,与白鲟的相见总是晚了一步。上世纪80年代,危起伟和同事每年都能捡到因误伤或搁浅而死亡的白鲟。他会取下白鲟鳃盖后汤匙形状的骨头用于确定它们的年龄。一具标本和十几个装着白鲟骨板的信封,这是他手中关于白鲟的所有实物资料。
到长江所的第十年,危起伟终于第一次在湖北宜昌的长江边见到活体白鲟。那是一条很“娇”的鱼:“那条白鲟在阳光下鼻子尖尖的、透明的,身体非常漂亮,是青灰色的。我们想把它养活,但它很娇,养不活。”
这一面之后,“再见一次”成为近十年时间里,危起伟和同事每年开展勘查的希望。2002年12月11日,希望终于成真,长江南京下关段,一条长达三米的特大白鲟突然出水。
这条奄奄一息的白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经历29个日夜,已经能自如地游泳,伤口也愈合了。遇到南京降温,因为场地条件不好,科研人员担心白鲟被冻死,赶紧搭棚子加温。结果叮叮咣咣的敲击声让白鲟应激,碰撞、受伤,白鲟很快死了。
遗憾、心痛,危起伟比十年前更着急。他担心这一别又是十年。还好,仅仅一个月后,在距离南京1600公里的长江上游,四川宜宾涪溪口,一条同样超过3米的超大白鲟被渔民误捕。那天下午5点,危起伟接完电话,就买了一张6点半从武汉出发的机票。
这是一条壮年的雌性白鲟,体内有数十万颗鱼卵,健康的情况下还能再活十几年。为白鲟缝合伤口后,危起伟要做出一个决定,这条鱼是养,还是放?
“当时没有池子,没有那个条件,就不敢养。没有养殖的条件,把白鲟拿上来,死亡的风险很高。放到江里,捕回来的机会也很大。理性地判断,放流还是比较稳妥的。放掉以后我们可以挂上跟踪器,希望它能够在长江里找到同伴,在产卵的时候同伴能够在一起,我们可以研究更多的它们的行为。”这是危起伟回忆过无数次的决策的过程。
雌性、25岁,3.53米、150公斤。危起伟留下了这条白色精灵的最后记录。
他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准备。他在白鲟背鳍部缝合了一个声呐发声仪,这是已经在中华鲟追踪上被证明有效的手段;他还准备好了监测船,要跟着这条白鲟一路寻找它的产卵地。
2003年1月27日下午,危起伟和同伴用白帆布担架轻轻抬起船中的白鲟。那是腊月二十五的四川,年近四十的危起伟站在齐腰的江水里,不觉得冷,只觉得心跳如雷。
15点38分,担架缓缓打开。8分钟后,白鲟扭动着尾巴,没入长江中。
那天晚上的长江上,监测船始终跟着白鲟,危起伟听了一路信号声:“晚上八九点钟,江上都是黑的,我看到旁边有漂流的树棍子一样的东西,拿灯一照,就是白鲟在我们旁边,整个身体起来了,跟着我们船游,跟大白鲨一样。太神奇了!”
“铛铛铛”的信号声响了三天。它要游到哪里?会不会有同伴现身?一船人屏住呼吸。这是危起伟距离白鲟秘密最近的机会。
到第四天,白鲟突然加速,逆流游入激流。江面大雾弥漫,监测船在湍急的水流中触礁,螺旋桨损坏,鱼跟丢了。那是除夕的前一天,危起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春节。
船修好后,团队一路找到江阴,又折回来反复地找,再找不到这条白鲟的踪迹。
“再见一次白鲟”,时间越长,愿望越显得奢侈。
危起伟一边找鱼,一边建立应急救护网络。他参考白鲟体长,设计了两个直径超过30米的水池,还研发了一艘长19米、最高时速60公里的白鲟科考船。他从不关手机,时刻准备为白鲟出发。
危起伟说,哪怕再有一次机会,他也会有能力繁育白鲟。条件终于有了,但2003年以后,白鲟再没有现身过。“这么一条大鱼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灭绝了,白鲟已经回不来了。”这是危起伟毕生的遗憾。
他能做的,是让其他珍稀鱼类——中华鲟、长江鲟,有不同的命运。
在最后一条白鲟消失11年后,为救助白鲟而建立的应急快速反应机制成功救助了一条被误捕的中华鲟。这条鱼被取名“厚福”,至今还在北京海洋馆生活。
四十多年里,危起伟有过去美国进修的机会,但他选择继续在长江上奔波。2017年起,中华鲟产卵场已经连续8年没有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中华鲟是否面临野外灭绝?危起伟回答,中华鲟没有放弃,保护中华鲟的人也没有放弃:“我们不仅要把种群保下来,还要放到自然界里去。到现在放流的中华鲟接近1000万尾,放到长江里,鱼也开心,我们也开心。”
今年是危起伟退休的第三年。他围绕鱼儿的日程,和退休前几乎没有变化。刚刚结束一场关于中华鲟保护的研讨,从上海回到湖北,紧接着,他要为下个月中华鲟保护日的增殖放流做准备。
在湖北荆州的中华鲟保护中心,90多条野生中华鲟与800多尾人工繁育的子一代中华鲟仍保存着种群繁衍的“星星之火”。
“希望到2036年,长江中华鲟能够大批量地回来,葛洲坝下的条件能够勉强符合中华鲟的产卵条件。这么多年,我们依靠科技、人的智慧,能够改善中华鲟的栖息地条件,尽快恢复自然种群。”危起伟说。
危起伟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学生送他的中华鲟形状的照片摆件。老师的照片放在鱼头位置,六十多名学生的照片组成了鱼的身子。这些学生在湖北、在四川、在上海,都在做中华鲟保护工作。
危起伟知道,他们的执着,也是可以燎原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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