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其核心主旨是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切实推进教育强国目标的抓手。

考虑到教育家人才的稀缺性，《意见》特意提到让科学家同时成为教育家，以此弥补现实中教育家数量的不足。抛开教育家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不谈，回到科学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科学家更容易成为教育家。

两院院士作为中国科学界的精英，是最有可能成为新时代教育家的人群。目前两院院士总共有近2000人，都是未来教育家的潜在人选。另外，目前中国高校中有不少院士校长、副校长，在《意见》指引下，相信科学家向教育家跨界的数量会大幅增长。

那么，什么样的科学家才能成为好的教育家呢？对此，我们需要从科学史上的一些案例入手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以此为科学家向教育家的功能跨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梳理科学史可知，科学家一词最早由英国科学家威廉·惠威尔于1832年在英国科学促进会上首次提出，而该词正式在文献中出现是在1834年出版的《季刊评论》（第51卷）中的一个书评里，指那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随着时代发展，科学家的外延扩展，今天所有以自然世界与物理事件、事态作为研究对象的人都可以被纳入科学家的范畴。教育家则是指那些为了有效推进教育而大胆提出新理念、新方法与新规则的一群人。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发现，科学家与教育家在概念外延上有交集，因此，让部分科学家同时成为教育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科学家与教育家在社会分工领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在职业范式上存在很大差别——科学家以解释、说明自然现象以及发现自然规律为己任，而教育家则以教书育人以及推广新理念、新方法为主业。

历史上成功的教育家有很多，其教育理念开风气之先，泽被后世，如孔子的“有教无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德国威廉·冯·洪堡的“学术自由”等。这些教育家都是通过自己的理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并推进了社会进步，他们可以算作职业教育家。

同样，我们也可以在科学史上看到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但他们并不是称职的教育家，甚至根本称不上是教育家，如牛顿。虽然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度过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为英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过多大的贡献。

作为对照，我们不妨看看威廉·冯·洪堡的教育改革，其创办柏林大学时确立的“学院自治、科研与教学统一、学术自由”三原则几乎成为后世所有大学的办学“圣经”。他可以被看作既是伟大科学家又是伟大教育家的典范。

那么，具备什么条件的科学家才容易成为教育家呢？根据科学社会学研究，知名科学家要成为教育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3个条件：

第一，科学家本人要取得杰出的科学成就，作为领域翘楚而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力与吸引力，以马太效应形成优势累积。

科学史上这类案例很多，如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他19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14年被封为爵士；1919年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第四任主任）；1925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由于卢瑟福的杰出学术成就以及被全社会的高度认可，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知识生产共同体，依托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声誉资本，他的理念得以快速传播。而他的弟子们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由此形成了科学史上著名的“卢瑟福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卢瑟福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家。

第二，杰出科学家要有适宜的学术平台与权力。学术平台是科学家实现能力扩张的孵化器，从科学研究向教育的扩张、转型需要空间，否则就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遗憾。仅有平台还不够，还要有对学术平台的实际掌控力，如果缺少权力的加持，那么任何好的理念都无法有效贯彻。

科学史上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就形成于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于1920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创建理论物理研究所并任所长期间，这个职务他一直做到去世前夕，历时40余年。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介绍，20世纪20年代先后到玻尔研究所工作1个月以上的学者共有63人，来自17个国家，其中10人先后获得诺贝尔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仅1927年到玻尔研究所访问的学者就有24人，这一年发表论文数达到创纪录的47篇。正是由于这个平台以及玻尔对于研究所的实际控制权力，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也有很多，比如数学家熊庆来于1934年—1937年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1949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57年—1969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借助其平台优势及其职务，熊庆来为中国数学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数学人才，由此奠定了他中国现代数学主要开拓者的地位，最终被公认为中国数学领域的伟大教育家。

第三，科学家要有丰富的人格魅力与浓厚的人文情怀。人格魅力能够让人产生广泛的亲和力，从而让青年才俊乐意接近你。

苏联物理学家朗道曾问玻尔：“您怎么成功地创办了国际上第一流的物理学派、第一流的物理研究所？”玻尔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怕羞耻地向青年们承认自己的愚蠢。”对此，杨福家院士坦言，坦率、热烈、自由而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恐怕就是哥本哈根精神的核心。其实，这一切皆是玻尔人格魅力的体现而已。再比如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认为教育就是把复杂的观点用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为此提出了费曼学习法，可以简化为四个单词：Concept （概念）、Review （回顾）、Simplify （简化）、Teach （教给别人）。这种对知识传授的热爱与执着体现了费曼浓厚的人文情怀。

科学史上取得卓越科学成就的科学家有很多，但是成为杰出教育家的并不多；同样，曾经拥有很大权力的科学家有很多，但是他们中没有多少人真正成为教育家。这一切都意味着从科学家向教育家的能力拓展是受很多主、客观以及内、外部条件限制的，当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不可强求，防止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职业夹生现象。

在社会职业高度分工的当下，做好主业永远是第一位的，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同样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想想人类历史上享有殊荣的达尔文，腼腆的个性、远离世俗羁绊的职业定位与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使他注定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但他因科学家的身份受后人敬仰。

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任重道远，科学家们有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1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68所。如果这些学校的管理者都能符合教育家的标准，那么将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讲，科学家向教育家的功能延伸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同时，这也为那些有雄心抱负的科学家们提供了难得的实现抱负和理想的机会。

（李侠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谷昭逸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