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一间办公室内

60岁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

望着窗外陷入沉思

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

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

作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认为：

谋求自给自足

必须合理地配置资源！

这意味着要摸清全国自然资源“家底”

做出合理的发展方案

中国综合考察事业奠基人竺可桢

为此

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

主动承担起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的重任

1951年，中国科学院组建首个西藏科考队

50多位研究人员随同西藏工作队拓荒前行

用近3年时间收集了

中国人获得的第一批西藏科学资料

点燃了中国综合科学考察的星星之火

1951年的西藏工作队

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置

“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综考会”）

肩负起组织协调

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

大规模综合考察的任务

推动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从零星分散走向整体统一

截至1960年

综考会先后组织11个综合科学考察队

南征北战

如今已8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麟

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新疆综合考察中

与西部大地结下缘分

石玉麟记得

吐鲁番会战期间

他们见到了真正的“火焰山”——

红色的硝酸盐盐土在热空气折射下

呈现一闪一闪的“火焰”

在天山考察时

遇到雨天，没有帐篷

就两人一组把随身携带的油布铺在地上当床

大衣当被，再盖一块油布挡雨，露宿山顶

石玉麟的书柜里

至今仍放着一套11册泛黄的专著

它们是来自13个专业200余名科学家

耗时4年为新疆建立的第一代科学资料

这次考察提出建立

粮食、棉花、甜菜、果品、畜牧

五大生产基地的设想

为新疆总体开发做出重要科学支撑

1956年到1961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年过七旬的竺可桢和考察队一起踏遍祖国山水

提出充分发挥多学科联合作战的优势

把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

为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2年

中国科学院制定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

1973年5月，首支青藏科考队成立

开启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时任青藏科考队副队长孙鸿烈回忆

短短4年，青藏科考队

从最初22个专业70多人

扩展到50多个专业400多人

队员们像工蜂一样

采用拉网式、滚地毯式科考方式

像梳头发似的

把西藏的山山水水都“梳”了一遍

1975年，珠穆朗玛峰登山科考

这次科考

形成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

共30部41册，2331万字

犹如一部西藏大自然百科全书

打开了青藏高原国际合作考察研究的新局面

1975年，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

踏遍青山绿水

科学家们并不只是纯粹为了“摸家底”

而是背负着“任务”和“学科”双重责任

让祖国建设

有自然根本可依，有科学根本可循

今天，我国的资源科学

已经从无到有

从最初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体系

目前，全国有上百所大学

设有与资源科学密切相关的院系

持续推动着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回顾中国综合科学考察事业的恢宏画卷

总有很多让人一瞥惊鸿的片段

1976年，孙鸿烈在“青藏高原的高原”

阿里地区考察时

早晨起来经常不洗脸、不刷牙

“水太冰了！即使是夏天

早晨打水的小河都结冰

每早要用棍子或石头把冰砸开个窟窿

再把冰水舀出来。”

2002年，孙鸿烈带队开展西藏昌都地区可持续发展咨询考察期间，队员们在外野餐

本文均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供图

孙鸿烈用“实在很可爱”

形容首次青藏科考的队员们

“因为西藏野外考察的艰苦和高山反应的折磨

有的同志经过几年工作，头发都掉光了

有的同志牙齿都松动了，换成了假牙

还有的同志因为吃饭很不规律得了胃病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个队员都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昂扬的斗志。”

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新疆综合考察中

石玉麟担任队长

长期野外生活让他患上了胆囊炎、胆结石等疾病

不得不住院手术

但他一出院就毅然出征

“我常怀念那段快乐、艰险的考察生活

它陶冶了我们这代人

乐观、自信、无畏的革命情操

磨炼和造就了我们

敢于探索、勇于拼搏的科学精神。”

白发苍苍的石玉麟说

如今，在老一辈科学家曾经奋斗过的大地上

中国科学院新时代的科学家们

接过拼搏的接力棒

书写着新的答卷

《中国科学报》明日（8月26日）刊发全文：《拓荒岁月：中国自然资源科考从这里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