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在家自杀离世。

1986年出生的宋凯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博士、博士后，2019年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曾有消息指出，宋凯生前为申请科研项目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所在的学院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因为没能达到学校的考核要求，宋凯退还了部分安家费，这是入职合同约定的条款，宋凯去世后，学校将给予其家属抚恤金。

宋凯的悲剧在学术圈内外引起普遍的关注和讨论。由于排名、学科评估与国家级科研项目获资助数量相挂钩，不少高校将后者纳入人才管理考核。

而澎湃新闻采访发现，当科研项目“KPI”化，许多青年教师陷入被动处境，不得不追逐热点，追求短平快的成果，有人为了申请到项目，三年换了三次研究方向。

“一个梯子没迈上去，就永远错过了列车”

海归博士张萌毕业回国时已经30多岁，和国内高校毕业的博士相比，年龄上并不占优势。

在她毕业的欧洲院校，博士申请需获得硕士学历，学制三到五年，但延期毕业是普遍现象。

张萌所在的研究组博士平均毕业率只有50%左右，平均就读时间达五六年。博导告诉她，他希望培养的不是科研“螺丝钉”，而是有能力发表顶级期刊的学者。这需要多年扎实且全面的学术训练，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加工出厂”。

直到博士毕业后一年，张萌才在毕业论文基础上发表了第一篇顶刊。

事实上，她所在的学校，申请博士毕业主要需经导师同意，并通过博士答辩委员会的评估即可。读博六年，她没有发表过论文，但这并不影响答辩委员会给她的博士毕业论文最高等级的评价。

2021年回国后，张萌赶上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即新聘教师需在聘期内达到考核要求，晋升到高一级职称，否则学校便不再续聘。

作为海归博士，她所接受的科研训练，不包含申请基金项目。据张萌了解，国内博士硕博期间，通常以师徒相授的方式，参与国家级项目课题组，从导师的“项目”中找一个分支课题进行研究。

在学术圈，“项目申请书”又叫“本子”。由于“本子”不像论文期刊一样公开可查，大量研究者害怕自己的“idea”被偷，不会轻易把研究选题和研究计划对外分享，优质的“本子”仅在同门师弟师妹间流传。

像张萌这样没有师门“码头”的海归博士，申请项目的第一步是找“本子”学习。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同行，同期入职的国内博士，都可以是收集“本子”的突破口。“当‘本子’样本足够多时，就能摸索出评审专家喜欢的表述风格。”张萌说。

但合格的“本子”要求远不止如此。2023年11月，国家基金委发布了《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接收与受理情况分析》一文，提到经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共1011项。不予受理的十大原因有“申请书缺项”、“研究期限填写错误”等。

入职后，张萌参加学校组织的国自科项目申请培训，讲座专家一再强调“态度”的重要性，以及“每一段的最后一行字数尽量饱满”、“不能出现错别字”。

“本子”一般由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计划、研究方法等几部分组成。多名学者看来，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向评审专家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候选人——毕业院校、博士导师、合作者、学术平台、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著作，都会成为评审专家考量的因素。

有采访者透露，在国自科“同行评议”环节中，基金委会选出和申请人同一领域的几位专家，对项目进行等级打分。互相请托，以学院的力量组团打听“本子”下落的现象一直存在。“你有个学生的本子在我这里”、“我看到了你师妹的本子”，这些讯息在圈子里不胫而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等，本意是推动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和发展，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和资源支持。根据国自科方面的统计，2019年到2023年，青年项目申请量从100376项增长到134305项，四年时间里，增长率达33.8%。然而，项目资助率却徘徊在17%左右。

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青年项目申报条件要求男性不超过35周岁，女性不超过40周岁。

对于海归博士来说，申请青年项目的窗口期尤为短暂。2019年，宋凯完成海外学业，入职南京林业大学时，已经33岁，他只有两次申请机会。一旦错过，就只能和同领域的教授们竞争一般项目。

“80后”的林栋，也是一名海归博士。几年前，他所就职的“211”院校修改了晋职聘任条件，将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纳入考核。

当时林栋已经超过国家级青年项目的年龄要求。于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上面，该项目男性年龄上限是40周岁。

过去几年，他申请过五次教育部的“项目”，换过三个研究方向，但依旧不得要领。

林栋说，国家级科研项目看重实践层面的意义，而不仅是理论贡献。读博期间，他的研究方向是批判性研究，显然不符合“项目”赛道。

为此，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每换一次“项目”赛道，都要重新积累论文和相关研究经历，“申请项目时，才可能有说服力。”

2018年，他开始从时事热点中找选题。那时，“乡村振兴”是很热的话题，林栋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本子”，但效果甚微。有项目经验的老师告诉他，乡村振兴偏经济学，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学背景，很难申请通过。

直到两年之后，林栋才找到新的项目研究方向，并从零开始学习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他解释说，为了体现“项目”的创新性，他所在的学科有不少老师到生理学、神经系统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跨学科寻找理论和研究视角，并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

成为大学教授，是林栋的职业目标。早在学校改革考核制度第一年，他就已达到学校评副教授所需的核心期刊和学术专著要求，但因为项目申请接连失利，如今，他仍是一名讲师。

项目卡住了不少青年教师。林栋告诉澎湃新闻，他所在的学院每年有两个晋职副教授的指标，但因为达标人数不够，多个指标都被浪费。去年，“没有人参评副教授，因为没有人符合条件。”

张萌形容，如果博士毕业时间晚，入职前两年又没有申请项目的意识，很可能“一个梯子没迈上去，就永远错过了列车。”

“破‘五唯’更像‘全都要’”

一年前，北大毕业的于辉是北京一所“211”院校的讲师。因为没有达到首个考核周期“论文”和“项目”的科研任务要求，他被学校辞退。

于辉说，他的研究偏小众，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研究管理学问题。研究的原创性和不确定性越高，失败的风险越大。2023年年底，他的论文才收到顶刊的第二轮评审意见。

院领导很欣赏他，曾给他建议，先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应付考核。为此，还帮他申请过两次延期考核。但于辉认为，如果一切向考核看齐，反而会对研究不利。

然而项目申报的压力层层传导，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旨在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虽然“双一流”评价要求中提到，要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倾向。但张萌观察，在学校执行层面，“破五唯”更像是“全都要”。

其中，“项目”是继“论文”之后，“双一流”评估的重要指标。在高校考核制度改革前夕，林栋所在高校的科研处找各院系的青年教师开会，讲到学校学科评估的压力，鼓励教师多出科研成果。

在张萌看来，项目也会反过来影响科研。对于需要使用昂贵的设备和技术的专业来说，如果申请不到项目，就无法独立开展科研。

根据公开论文可知，南林大副教授宋凯在博士、博士后期间，从事紫外光水消毒研究。2019年入职南林大后，转而加入妻子团队做生物燃料研究。据澎湃新闻了解，宋凯在学校的实验室不足30平方米，和学院的一名老师共用，且只有基础实验设备。

副教授佐铭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在他看来，人文社科的研究不需要很多钱，没有基金项目支持，也能完成。但为了晋升教授，他也曾写了三年“本子”，一次未中。有评审反馈意见说：“你目前资历尚浅，这个项目没办法完成。”

佐铭觉得，评审专家的态度有些高高在上，并没有给出实用的建议。

他打比方说，做学术就像农民种地，基金项目就像化肥。高校驱动农民申请化肥，并把生产粮食和申请化肥的价值等同。“但我的田不需要施肥，也能长庄稼，为什么要把申请化肥当成指标？”

国家级基金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给优秀人才和高水平课题提供资助和支持。但在一些受访者看来，被纳入考核后，项目申请有些变了味。

每次学院开大会，领导鼓励教师踊跃申请项目时，佐铭都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他称之为“同侪压力”。

对此，林栋的感受尤为强烈。他说，现在学校的很多事情，他都选择不参加。前段时间，有前同事找他聚餐，他也没有参加。“别人已经是博导教授了，我去干嘛？”

在学院里，他越来越游离。妻子也认为“这么多年没评上副教授，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在被项目考核的“阴影”笼罩之前，他曾发表过顶刊，也在全省教学类的评比中获奖。

他选择按照社会对科研的要求“打磨”自己，或许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被尊重和肯定。

“给科研多一点耐心”，是受访者的共同呼声。

“用KPI管理学术”

近年来，随着一些高校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科研压力越发倒向青年教师。

张萌认为，国内的“非升即走”制度缺乏配套的保障机制。她以自己在欧洲高校的博导为例，为了给年轻教师减轻教学压力，博导和其他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会承担更多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

但在她工作的高校，学院的行政工作，比如疫情期间统计体温等上报任务基本由年轻教师承担。学院资深教授承接的企业课题，也会分派给研究方向并不太相关的年轻教师。

此外，教师一旦签下“非升即走”对赌协议，考核期内无法取得约定的科研成果，高校还可以要求教师返还安家费和住房补贴。

此前，一些高校的规定曾引发讨论。2021年6月17日，太原师范学院发布《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要求“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因指标原因未晋升除外），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

2024年1月5日，一则《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常规副高岗位管理的通知》中规定，“新聘任的常规副高岗位教师,如果6年内未获聘准聘正高及以上岗位，应申请转为专职科研岗、实验工程岗，或不再续聘。”

“非升即走”制度，从面向讲师和助理教授，延伸至副教授，这背后是高校快速提高人才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诉求。

1860年，哈佛大学率先提出新入职教师在一定聘期内必须晋升职称，否则学校不予续聘，形成“非升即走”制度。此后美国其他高校纷纷借鉴。

在国内，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首批推行“非升即走”制度的高校。“非升即走”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教师的科研产出，但也产生了负面作用。

据佐铭观察，学校每年分配到学院的长聘编制只有个位数，但新招进来的博士后可能有二三十人，大多数人会被淘汰。

“但池子越大，参与竞争的青年教师越多，学校的科研成果KPI越好。”佐铭感到痛惜：用KPI管理学术，可能会让学术被矮化。在他看来，学术需要长期投入，科研探索未必会有产出，有很多弯路要走。

“一个清晰的KPI标准和一个不清晰的学术创作之间引发的矛盾，压力最终由青年教师承担。”佐铭说。

2024年3月，西南财经大学公管学院副教授王思懿对澎湃新闻提到，六年聘期一到，大量青年教师因编制不足、未达到晋升要求等被淘汰，而高校又继续招新的青年教师，造成内卷的乱象。

高校教师的“供需关系”也影响着“非升即走”。2023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07万人，同比增长4.91%，而同年，我国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同比增长10.14%，且还在不断扩招。

王思懿认为，“非升即走”的压力，不仅给到了青年老师，还有未评上职称的老讲师，以及处于职业发展中期的副教授，乃至部分教授。为应对考核，老师们很难静下心来做研究。

给科研多一点耐心

离职后，于辉以研究员的身份回到北大，跟随博导做研究。

他记得，2014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去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证券金融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收入是他的三四倍。

对于自己的选择，他苦笑说，理想太重了。博导曾告诉他，国家花钱培养你，经过层层选拔到这里，如果不做这个领域的研究，可能未来几年内不会有人再关注它。

在高校做讲师，于辉月收入一万元左右。他认为，大多数人入职高校不是为了钱。但考核压力，使他们无法基于兴趣和探索创新的好奇心做研究。

佐铭希望，高校能够给予学者群体充分的信任，不只是靠行政管理向教师要业绩。他建议，高校选拔人才的标准可以定得高一些，招进来就要充分地尊重、培养、关怀，促进青年教师的发展。

在他看来，只做“达标”的研究，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只能培养精致而平庸的学者。在未来，很难推动学术的发展。

申请到国自科青年项目后，张萌并不担心三年后项目结题的绩效评估。她说，项目申请很难，结题很容易。“完成中期报告，参加培训，发表几篇论文，上面提到研究受到基金项目的资助，基本就能通过结题评估。”

论文、项目可以量化考核，但教师对于教学的投入、对待学生的态度不易被量化，所以更容易被忽视。

张萌提到，教学是一项通过性考试。教师上够课时、没有被投诉、没有受到处分或者出现严重的教学事故，就能完成教学指标。因此，“教师教学做得再好，在整个评价体系里是不加分的。”

张萌建议，高校应该允许教师多元化发展，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比如有些教师擅长教学，有些教师擅长发表论文，有些教师擅长做横向课题，给企业培训。

然而，获得国家级“项目”一直是戴在教师头上的“紧箍咒”。

从2011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女性申请青年项目的年龄限制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希望为女性创造更为友好的科研环境。

张萌认为，如果青年项目能将男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放宽到38甚至40周岁，使得博士、博士后毕业时已经30多岁的男老师，在“非升即走”六年考核期内，都有机会申请青年项目，或许学术道路会走得更宽阔。

2023年，曾有网民在中国政府网提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博士毕业年限取代生理年龄限制的建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这则建议下面回复道：“下一步我们将在着力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和资助培养需要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人才资助体系的整体性，兼顾各方面诉求，认真研究该方案的合理性。”

对此，和“本子”较劲多年的林栋看得很淡。他认为，政策的制定需要经过反复推敲，自己不能“守株伺兔”。最重要的是打磨自己的“本子”，不管政策如何变化，都能适应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张萌、林栋、佐铭、于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