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纷纷发布招生新政，不同程度放开转专业限制。武汉大学明确规定2024级学生开始“院内专业可自由选，转出学院不受限制”；上海交通大学开放灵活的转专业政策，转出“零门槛”，大一、大二、大三多次可转，校本部医学院可互转。

针对这些学校的招生新政策，公众普遍持欢迎态度。认为这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尊重学生选择权”的积极改革，但也有人担心新政策无法平衡冷门、热门专业的生源均衡性，最终难以真正落实到位。针对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武汉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丹教授。

武汉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丹教授。武汉大学供图

“自由转”不是“盲目转”

《中国科学报》：我们了解到，从2024级学生开始，武汉大学把选择权交给学生，院内专业可自由选，转出学院不受限制。可否介绍一下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

吴丹：我们实施这一政策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130年来，武汉大学始终秉持尊重学生意愿、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注重以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今年，我们在原来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学生更大的专业自主权，就是要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引导学生找到与自身能力和兴趣相匹配的专业方向，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科学报》：“院内自由转”，这个“自由转”可以理解为随心所欲地转吗？

吴丹：“自由转”是指相较以往更便捷、更顺畅、更遵循自身意愿的转，并不是盲目地乱选或者乱转。我们还是希望学生充分根据自己对未来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理性选准适合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热门。

客观地讲，很多学生学习初期对所学专业的认识是比较局限的。新生入学后，各个学院会从科学理性的角度，帮助学生更全面了解所学专业，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

事实上，武汉大学一直都允许学生转专业，2024年本科生转专业成功率为65%。今年政策调整之后，我们会更加尊重学生的意愿，更加灵活的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让每个人都能够投身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在热爱中学有所成，练就经世致用的本领。

《中国科学报》：2023年以前的老生也可以“自由转”吗？

吴丹：这项政策是从2024级新生开始的，对2024级新生全面执行。至于老生能否“院内自由转”，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学院先行先试。

 “追热门”不如“追热爱”

《中国科学报》：为了保证“院内专业可自由选，转出学院不受限制”政策的实现，武汉大学制定了哪些具体措施？执行中，如何打消一些专业、院系的门户之见，确保学生转进转出的顺畅？

吴丹：我们的文件规定院内专业调整应充分尊重学生兴趣和意愿，原则上不得设置限制条件。并且武汉大学有“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的传统，2023年更明确了同一招生或培养大类学生入学后，至少前3个长学期的培养方案、课程一致。也就是说，同一招生或培养大类中的若干个不同专业，前面3个学期学习的课程是一样，后面才涉及到专业分流。这为“院内专业自由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此外，我们对跨学院转专业也明确了办理程序，这项工作将在各学院和多个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下进行。在各学院准确分析培养规模上限、接收转入的基本学术要求、接收人数信息等工作的基础上，学校组建培养规模审核小组，全面统筹跨学院转专业工作，保证这项工作平稳进行。

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也经过多轮论证，广泛征求了同学们、院系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应该说，武汉大学有着较好的相关工作基础，我们之前的政策就规定学院不得限制符合转专业条件学生的转专业申请，每年也有相当比例的同学申请转专业成功。同时，我们有着实施了很长时间的辅修管理政策，这些都促进了专业间的交流。

《中国科学报》：尽管很多人对武汉大学新政策非常期待，但也有人担心“自由转”导致学生扎堆热门专业，冷门专业无人问津，对教学秩序造成影响，对此学校有何科学应对之策？

吴丹：我们在方案制定过程中，意识到“自由转”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潜在问题，比如学生可能倾向于选择热门专业。为此，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去应对。

一方面，我们会加强对各个专业的宣传和介绍，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各个专业的特点和发展前景。比如在学生的实习实践上，各个学院会组织学生到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企业去走访、实践，加强学生对专业的认知，我们称之为“认知实践”。这种方式也是希望学生能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专业。

在大类培养过程中，各学院会安排专业导论课教师对各个专业进行解读，让学生对不同专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结合起来，学生会对自己到底想学什么专业，以及是不是要转专业有更为清醒、理性的判断，不至于一窝蜂地追热门。

事实上，专业的冷和热从来都不是固态的，它在不断变化中。最好的“热门”不是外在的“火热”，而是内心的“热爱”。

去年年底，武汉大学发布数智教育白皮书，我们也开始尝试通过数智赋能的方式，构建专业知识图谱，通过专业画像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的整个知识体系是什么样子，学习目标是什么，这个专业要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未来就业市场如何，要学这个专业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基础等等。

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继续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资源配置，努力提升冷门专业的吸引力，努力让“冷门”不冷。

我们综合分析研判，转专业新政策出台后，学生转专业成功的概率会有所上升，但我们也预计，上升的比例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一系列的引导、介绍，学生会有比较理性的判断，会严肃、谨慎、负责地对待转专业这件事。

 “求稳妥”也要“敢探索”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高校里，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高考招生录取分数线有所差别。有网友担心进校后“可自由转专业”影响公平，您对此有何评论？

吴丹：我们理解社会上对转专业公平性的关切。我想介绍两个情况。其一，武汉大学本科生招生实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一般一个学院的所有本科专业会被划为一个大类。这就意味着同一招生或培养大类学生的录取分数线、录取要求是一样的。因此，“院内专业自由转”并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其二，对于跨学院转专业，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已经充分考虑到公平性。我们在文件中按照教育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相关规定，明确了不能转专业的情况，如强基计划、定向就业学生等。对于跨学院转专业，我们实行审核制，学生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要求才能获准。当然，对符合要求的学生的跨学院转专业申请，我们也会在接收学院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尽量满足。

《中国科学报》：武汉大学在转专业新政中，有无参考国内外高校的先进做法？对方运行情况如何？

吴丹：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我们发现，近些年，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很多高校都在探索更加灵活的转专业政策。我们也在持续关注国内外高校的先进做法，并将在之后的转专业工作开展过程中不断借鉴吸收。

我们的一个朴素认识是，高等教育归根到底是一项“育人的工作”，任何新政策的出台都可能引发一些担忧，也会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只要对学生成长有利、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总体可控，就不妨先做起来再说，努力成全学生的梦想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