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蜂学教授的课堂上，比吃蜂蜜更重要的事

 

下午1点05分，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距离上课时间还有25分钟。胡福良和他的两名博士生走进四楼的一间教室。接着，他们从两个布袋里取出五个透明玻璃罐，先在课桌上铺上一层保鲜膜，再把玻璃罐依次摆放在上面。

玻璃罐里面装着白色、黄色、琥珀色、黑色的蜂蜜。学生陆续走进教室，这是动物科学学院《蜂产品学》的第三次课。

1点25分。胡福良拉下电子屏幕。随后，他点开一个视频，播放一部蜜蜂主题的动画电影。平时，他会收集跟蜜蜂相关的科普片，在课堂上播放。声音响起后，学生们陆续抬起头，他们分别来自浙江大学十六个不同的专业。

《蜂产品学》第三次课课前准备。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摄

下午第六节课的铃声响起后，胡福良清了下嗓子，学生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他。他身穿一套深色西装，一件淡蓝色的纯色衬衣，在讲台四周来回踱步。虽然刚结束春学期《蜜蜂、生态与人类》的课程，但他仍旧精神饱满。

“同学们，谁对蜜蜂和蜂产品感兴趣，我就对谁感兴趣！”胡福良提高音调说，普通话带着些许浙江东阳口音。话音落下，教室里爆发出第一次笑声。

教书近四十年，胡福良因为通识课《蜜蜂、生态与人类》的热门受到人们关注，不少学生告诉胡福良，很想选他的课，但总是选不上。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受到学生喜欢，胡福良说他所做的事是：备好课，教好书，与学生在一起。

我们的一生在采集什么？

“蜜蜂世界是一个‘魔井’，我们发现的东西越多，越有更多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第一堂课上，胡福良喜欢引用德国昆虫学家，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得者K.von Frisch的话作为开头。

他先从蜜蜂的定义讲到来源，再讲到做人的道理。蜜蜂和花卉都认为，接受享乐和奉献享乐是一种必需，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迷恋。“二者是协同进化的关系，互相间有舍得，植物都懂的道理，更是做人的道理。”他又问，如果蜜蜂终其一生在采蜜，那我们的一生在采集什么？

接着，他试图引申到，无论是蜜蜂世界还是人类世界，许多哲理是相通的。他曾经见到过这样一只蜜蜂，它从走廊到达洞口，眼看要出来了，又忽然退了回去。原来是外面有一只蜜蜂要进来，它让出了走廊。“蜜蜂在自己的同类面前都是非常有风度，有礼貌的。这种互助的精神既让人感到有趣，又让人感到敬佩。”

教书39年，讲课本身对胡福良来说并不难。正在进行的《蜂产品学》是动物科学学院的专业课，和作为通识课的《蜜蜂、生态与人类》比起来，学生相对少了些。后者面对的是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甚至有不少留学生。“通识课更注重基础性和综合性，使学生拓宽视野。”但如何打破课堂的沉闷，让教学变得有趣，对他来说同样重要。

之前的课堂上，学生自我介绍时，他会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信息，寻找能够跟学生互动的话题。时下年轻人喜欢的流行语，他也放进课件中，试图在接地气的故事中，融入“高大上的干货”。

关于蜜蜂的话题还在继续。一只蜜蜂的一生大概40多天。刚出生两天的蜜蜂，负责内勤服务，搞搞清洁。五天后，开始吐浆给母亲和小幼虫吃，到第十八天开始采集，采水、采蜂胶、采花蜜。讲到老年蜜蜂成为守卫蜂时，胡福良跟学生讲，就像学校门卫室的老大爷，有了人生阅历，知道如何识别好人坏人。

他继续讲蜜蜂的内在自律性和智慧。“工蜂为了集体利益，采集更多花蜜，一直抑制卵巢，不让它发育，因此就不能生孩子。”花丛中蹁跹的蜜蜂，脑袋只有一毫克重，脑神经细胞不足100万个，但它的舞蹈语言却千变万化。

课堂上，常常讲到一个知识点，很多内容从他脑中涌出来，一堂课的PPT准备了三百多页，但他感觉讲不完，一旦有新的东西，他就加进去。虽然课程大纲是自己编写，但如何让学生学到东西是他在意的。

讲到蜜蜂如何使蜂巢里的水分蒸发时，他问，你们知道蜜蜂是怎么抽风的吗？他弯着腰，两只手像翅膀一样展开，朝外扇风。他想用最生动的方式传达一些信息，学生们再次哄堂大笑。

四十分钟很快过去，第一节课接近尾声。胡福良提高音量说，听课听累了，我带大家去玩一下。学生们露出期待的眼神。

随后，黑板前的屏幕上，数张蜜蜂的图片闪过后，出现胡福良手持风箱的照片。那是二十多年前，他在南非读博时，在一个养蜂场拍下的一幕。他回忆，在南非求学时，有次从酒店出来，看到路边的花丛中有一只东非蜂，他立即用手机拍下来，将照片带回到课堂上，“这是在国内看不到的”。

接着，他讲到蜜蜂与生态。“如果蜜蜂灭亡，人类最多只能存活四年。”可是现在，全世界每年有30%的蜜蜂离巢不归，神秘失踪，连尸体都找不到。蜜蜂在1亿5000万年前就存在，“人类才多少年？所以我们对自然是要有一种敬畏之心”。

探索的兴奋穿行了整个课堂。如何进一步引发学生的兴趣呢？胡福良想到，蜂蜜是蜜蜂最主要的产品，它也可以成为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媒介。

一节课结束后，胡福良取出一袋透明小勺，大声宣布：同学们，蜜蜂看够了，现在开始吃蜂蜜啦！每次上课，他会带一袋小勺，同时提醒学生带杯水，可以解蜂蜜的腻。

学生们陆续起身，有序地围绕在第一排课桌上的几罐蜂蜜前，一勺一勺地品尝起来。

几分钟过去后，像透明砖块一样的巢蜜已经被学生们吃得只剩下巢壳。

胡福良和学生在课间吃蜂蜜。

冷门专业

在胡福良眼里，蜜蜂可爱，蜂蜜是好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但学校很大，课很多。

这门课被设置在动物科学下的二级学科“特种经济动物饲养”专业中。浙江大学特种经济动物饲养的研究方向除了蜜蜂，还有蚕和水产动物。从学生选择研究方向的数据和行业需求看，水产是最受欢迎的。蜂科方向的老师总共三名。由于招收研究生名额有限，胡福良一年招一个博士，两个硕士，另一名副教授三年招一名博士。浙江大学是国内高校中研究蜜蜂的唯一一所211院校。胡福良是第一个拿到博士招生资格的教授。

动物科学学院与蜜蜂有关的专业课太少，最初只有一门《养蜂蜂产品》，两三个老师上课，升职称算工作量时，“发现都不够”。选课的学生就这么几个人，一个专业一年招十几个人。

胡福良想，有没有办法让更多学生听到这门课？2009年，他开设了一门研讨课，专门针对跨专业的新生，教室里摆一张六角形的桌子，学生围坐起来，就六个话题展开讨论，比如蜂群和蜂巢的种类。

从2012年起，学校说，要开始叫通识课，更多学生可以选择这门课。但他没想到，想选这门课的学生超过预期。

刚开始预定的学生人数从几十人到将近两百人，胡福良申请换了三次教室，申请时要写理由，他写道，学生来学习，想上这门课，不能把人拒之门外。最后换到能容纳280人的教室。人数还在增加，最后他按照年级，让高年级学生优先选择，因为他们即将毕业，选课的机会更少。

他看过学生五花八门的申请理由。有人说，因为被蜜蜂叮过；有人说，这辈子的理想是一定要听一次胡老师的课。还有学生想选课，但一直选不上。学生说家里爷爷是养蜂的，他一定要选上。胡福良说，我一定要满足你。之前上网课的时候，他看到有学生的家人跟着一起听网课的。

有一个学期，胡福良发现，这门课一下来了五十几个留学生。“如果他们中文水平差一点，也可以写英文。”课程论文题材不限，可以写诗歌，散文。

从冷门专业到学生喜欢的课，胡福良看到一些变化。回到教育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怎么把课上好？怎么育人？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具备之后，如何往前再走一步？

后来他想，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如果只讲蜜蜂，范围太窄，蜜蜂的价值还在于对生态甚至人类的意义，也能跟人文学科结合起来。于是，他把课程名字改为《蜜蜂、生态与人类》。选这门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好几个学生，听了课以后跟过来，想读他的硕士和博士。

国内要念蜂学的博士都往他这里来。迄今为止，胡福良带过的博士有26人。

他想过，这门课受到学生欢迎可能的几个因素，“蜜蜂本身有很多好的话题，而且不同的学科也能够接受。”

另一个原因可能和他丰富追蜂的经历有关，他曾去往全球各地，实地考察过地中海边的卡尼鄂拉蜂和巴西的绿蜂胶。当时去南美，妻子担心他的安危，不让他去，但他坚持要去。因为他要研究蜂胶和“杀人蜂”，中国人很少有人看到过，他要拿到第一手材料。

一个问题贯穿他的教学生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如何带给学生成长？胡福良觉得知识到处都可以学。课堂上，除了蜜蜂的知识，他希望让学生了解自然和探索自然。所以他讲科学家的故事，研究团队的故事，除了带给学生思考，学会应用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对自然和生态的理念。

胡福良办公室的门口挂着一个“德育工作室”的牌子，学生如果有困惑，迷茫，可以找他“诉苦”。学生时常面临的困惑是，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和时下热门专业间的选择，以及对就业前景的担忧。 

胡福良说，读书有一个现实目的是就业，他跟学生讲，要选择自己最擅长和最想做的事情，这样才有内生动力。冷门跟热门是相对的，在较小的行业里不那么拥挤，努力过后也可能攀爬到新的高度。

他自己和学生们的经历表明，这个相对冷门的专业在现实中并未遭到冷遇。

胡福良。

蜜蜂没有内卷

在4月上旬结束的《蜜蜂、生态与人类》这门通识课上，胡福良给学生布置的第一个作业是看蜜蜂的视频，并辨认里面有几种蜜蜂。

要答对这样的题目并不容易，“因为课件上没有明确的答案。”胡福良说，题目设置是反应试的。不同的蜜蜂有不同特征，学生需要在成千上万只蜜蜂中，反复辨别，寻找蛛丝马迹。这背后，代表着他们对蜜蜂的了解和熟悉程度。

学生们发现，无论是上课内容，还是课后作业，这门公选课没有固定的框架和模式。在学校教务系统的评论中，很多学生说，胡老师的课有趣，幽默，还有蜂蜜吃。有学生留言说，虽然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但胡福良不会直接打低分，会把问题指出来。

一些学生的课程论文写得很好，装进试卷袋里，交给教育科，就算完工了。但胡福良觉得挺可惜。大多数学生不是学生物、学蜜蜂的，虽然他们的论文不像专业人员撰写的成熟的科技论文，但有新意，而且往往是学科交叉背景。 

后来有一天，他碰到《蜜蜂杂志》的主编，就让他看看学生们的文章，有没有机会发表。主编说，他可以专门开辟一个课程论文园地，每期选两篇发表。《蜜蜂杂志》是业内与蜜蜂有关的两份专业期刊之一。

胡福良心想，这对学生来讲也是一种认可和肯定。从2019年开始，每学期，在100多篇学生论文中，他先挑选出三四十篇，杂志社再从里面选出20多篇，每月刊出两篇。刊发后的稿费都给学生，版面费他自己来出。

有次，他把期刊拿给一个论文发表的园艺专业的学生，不久后，他收到这名学生送来的一盆多肉，里面夹着一张卡片，写着这门课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因为发表的论文，他分数多了几分，刚好得到保研的机会。

那时他想，虽然一门课只有微不足道的1.5个学分，但有时对某个学生来讲，可能起着关键作用。

一名物理专业的学生写的论文中，用了很多物理公式，胡福良看不懂，拿着论文找物理学院的老师帮忙看，确认没有错误后，再发给杂志社。

也有法律专业的学生，在论文中讨论蜜蜂蜇人后，谁来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不同于饲养动物的责任，蜜蜂不属于动物，它飞出去，也不能给它套上绳子。包括怎么证明叮人的蜜蜂是谁养的蜜蜂。”此外，还有从历史、化学、社会学等角度写蜜蜂的学生。

这些新奇和跨专业的角度，令胡福良印象深刻。每次看学生论文，他时常带着欣赏的眼光，暗自觉得，学生们有才华，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强。

学科交叉的论文是学生个性化表达的方式。胡福良相信，个性化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能适应社会。他注重“过程美好，结果美好”的教育，而不是严师出高徒，“过程痛苦，结果美好”的教育。而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学生觉得“过程痛苦，结果也不好”。

通常，学生加入他的研究团队，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读研究生目的是什么？学生想做学问，他就按照做学问的培养，多做研究，多发论文。也有学生单纯对蜜蜂感兴趣，硕士毕业后可能考公务员，胡福良说，这也可以，不是所有人都想当科学家。“以学生为中心，怎么让他成长，而不是帮我做课题的劳力。”

他最怕学生稀里糊涂过来，不知所为，于是他让学生写周记，记录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有自我评价。“大学里，导师和学生不常见面，新生进来一定要适应新的环境，方法也要改进。”

学生来到实验室，他留给他们适应期和缓冲期。学生先到蜜蜂观察箱前走一圈，喂喂蜜蜂，看是否害怕和过敏。再让他们跟着实验室的师兄师姐“都尝试一下”，最后确定自己喜欢的课题方向。“就像谈恋爱找对象，你先自己谈，最后没遇到合适的，我再给你介绍。”胡福良说。

之前有个管理学的本科生，成绩很好，上了他的课后，主动跟他说，老师，我要读你的研究生，但是我不喜欢做实验，能不能让我做一些管理的课题？胡福良说，可以，你来做。后来，这个学生沿着蜜蜂产业的规模效应做研究。

学生很高兴。其实胡福良知道，这个课题并不好做，需要大量研究数据。那时候，他一年要去二三十个地方给蜂农讲课。课后他才讲，大家能不能用十五分钟，帮忙填写一下我学生的问卷。一堂课100多人，至少五六十张问卷有效，能够帮助学生收集到不少数据。

有学生说，现在内卷厉害。胡福良拿蜜蜂作比说，虽然蜂群里的蜜蜂都忙着采集蜜，不干活的蜜蜂没有明天。但它们分工明确，一辈子老老实实干活，生活和谐。所以蜜蜂没有内卷。“替代焦虑的办法，是先让自己专业能力变强。”他说，内卷再怎么厉害，你做好自己的事情，总会有出路的。

蜂学实验室隶属于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国家重点学科，该实验室现有胡福良一名教授和另外两名副教授。他在办公室门口专门开辟出一块墙面，挂着学生们洋溢笑脸的照片。他给这支团队起名为“bee family”，团队如蜂群，年轻人各取所需，这是他眼中“和谐”的团队。

在他的教学课程设计中，论文只是考核中的一项，学生还可以选择做课外手工。只要做了，他就额外加分。好一点的，他给五到八分，一般的给三四分。

胡福良办公室里的书架、桌子、墙壁上陈列着学生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品，都跟蜜蜂有关。有拼图、油画、剪纸、书法。在他看来，学生就算画一只蜜蜂，代表他会主动了解蜜蜂的构造，否则，“画出来的会是一只苍蝇”。

《蜜蜂、生态与人类》的课程结束时，一名传播学专业的男学生给他织了一条蜜蜂样式的围巾，并附上一张纸条写道：老师好！这是我的手工作业，鬼知道为什么我想在夏学期到来之前给春学期课程的老师做一条冬学期才能戴的围巾（哈哈哈）。因为毛线买少了，所以织出来有点小（TAT），老师如果实在戴不上就挂起来做装饰吧（摊手）。

夏季已至。胡福良将这条围巾和自己的各种荣誉证书挂在一起，准备在冬天来临时，围到脖子上试试。

胡福良办公室书架上摆放着学生们的手工作品。

追着蜜蜂跑

每周四下课的时候，胡福良总是小心翼翼收起蜂蜜罐子，再回到动物科学大楼的小路上。电梯抵达三楼时，研究室的一名老师和一名学生穿着迷彩防护服，正在露台上将蜜蜂从一个蜂巢引至另一间蜂巢，胡福良说他们是“养蜂工作者”。

飞舞的蜜蜂中，有他刚刚在课堂上讲过的意大利蜂和中华蜜蜂，小小一只，尾部泛着黑色。这些蜜蜂在实验室外养了多年，需要做实验时，随时就能抓几只。

 蜂学实验室外的养蜂露台。

推开办公室的门后，胡福良说，今天的内容没有讲好。

“同学们的反应挺好的。”牛德芳回应他说。

“还有更多有意思的元素可以加进去。”胡福良边说边脱下西装外套，又泡了一杯蜂蜜水。他的茶几上堆放着各式蜂蜜，都是给学生品尝准备的。

牛德芳是胡福良曾经的博士生。2014年，她从特种经济动物饲养专业蜂学方向毕业后，一直在苏州农牧学院任教。

这次回来，她计划跟胡福良做蜂粮发酵的研究，也再次回到他的课堂上。导师对她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牛德芳说，似乎他总能够在一些事物中发挥自己灵动活泼的想象力，每次与他一起谈论蜜蜂，总会被他的想象力感染，好像自己的内在灵魂也在翻腾跳动。

读博时，牛德芳跟着胡福良做工蜂的生殖研究。

和胡福良交谈后，吸引她的一个点是，蜜蜂作为典型的社会性昆虫，最重要的特征是生殖劳动分工。工蜂和蜂王由于出生后，生存环境和吃的食物不一样，导致发育成不同的个体。

“一般情况下，蜂王统治着工蜂，极端情况下，工蜂会造反，要自己生孩子。”她想研究工蜂的生殖，但查阅文献发现，有一种特别的蜜蜂，叫“无政府主义蜂群”或者“自由蜂”。

这些特殊蜂群为正常蜂群工蜂不育机制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反例材料。但问题是，去哪里寻找这样的蜜蜂呢？当时全球总共只出现过七八群，中国还没发现过这种蜜蜂。

牛德芳准备做这个课题后不久的一天，胡福良接到陕西一个蜂农的电话，说他的蜜蜂生病了，工蜂大量产卵。根据蜂农的描述，胡福良判断可能存在“不受控的自由蜂”。他内心难掩兴奋，感觉这个事情“不得了，可能是千年一遇的机会”。他清楚记得那天是2012年6月1日中午。

得知蜂群在延安的具体位置后，他带上显微镜，叫上牛德芳和另外两名学生，立马飞了过去。最后，他把十六群蜜蜂买下来，包下一辆车，拉回了实验室。

随后，牛德芳根据这次发现和后续研究写出自己的博士论文。在论文最后一页的致谢信中，她写道：衷心感谢我的导师胡福良教授，从论文选题、试验设计及实施，到论文的撰写与修改，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智慧。

四月的这堂课后，牛德芳回忆起这次跟随胡福良追寻蜜蜂的经历。胡福良自称“蜂人”，微信头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金色蜜蜂，微信名叫“蜂言蜂语”。他到超市或者食品店，第一件事情是找蜂蜜。

胡福良“追蜂”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

三十多年前，他以当地第二名的成绩考上浙江农业大学畜牧专业。尽管选择这个专业，只是因为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兽医。他的父亲只有小学学历，在刚刚恢复高考的年代，胡福良的爷爷相信，经过更高学府的专业学习后，他的“手艺”会比父亲更厉害。

21岁毕业后，胡福良直接留校当老师。他和学生一起住在集体宿舍，和学生打成一片，他能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有36个学生比他年龄还大。第三年，校领导想培养他做团委书记，但他只想做研究，当科学家。

那时，学院里的遗传育种、饲料营养专业是热门的大学科，已经有从海外归来的博士研究生。而较为冷门的蜂业研究室刚刚成立，只有两个人，他决定加入其中。但是，养蜂没那么简单，不是看书就行，需要实践经验。

他给学生上的第一门课叫《养蜂学》。他想，如果不会养蜂，怎么做老师？于是他决定先跟师傅学三年，再“出师”。那年，他所在的养蜂场，在浙江桐庐越冬后，用汽车长途运输至江西瑞金春繁，采完油菜蜜后，跟随着花期，一路转到浙江长兴，再到苏北，采油菜蜜和洋槐蜜，然后将蜂场拉到山东。

装上火车，一路北上，五天五夜，吃喝拉撒都在火车车皮里，到了黑龙江亚布力，转窄轨火车，再转汽车运至深山老林，7月份采椴树蜜。他整日待在人迹罕至的山沟里，没有网络，没有通讯。

风餐露宿追蜂时，亲戚朋友劝他下海，但他发现，自己已经真正喜欢上蜜蜂，发现蜜蜂的可爱之处。

他也曾自我怀疑过。当年的高中同学中，有人选择热门的自动化专业，而他在野外寻蜂，相比起来似乎更“卑微”。如今看来，虽然自己是学农的，但“也算对社会做了贡献”。

课外，胡福良是养蜂协会的副理事长，哪里有活动，找他他就去。借此机会，他可以了解更多行业现状，再把前沿的业界情况带回课堂。“专业不是只写论文就结束，大学的责任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2007年，胡福良参加一个全国蜂胶工作会议，他写过很多与蜂胶有关的论文。那次，他洋洋洒洒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讲述蜂胶的基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结束后，一个农民出身的老板对他讲，胡教授，你的报告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听不懂。你知道行业里面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吗？是假蜂胶。

那个时候，中国大概只有350吨的蜂胶原料，但是市场上流通的蜂胶数量在1500吨以上。从那之后，胡福良开始跑行业。带着团队的老师一起，在实验室找到假蜂胶中的成分。最后，他牵头制定了蜂胶真伪鉴别和标志性成分检测的国家标准。通过这种方式，正品蜂蜜有了销路，他认为蜂农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胡福良办公室的门口，张贴着团队获得的多项科技成果。“我们的选题要怎么样能够满足行业对科技的需求？”对他来说，蜂学研究不像基础科学，无关国际前沿科学问题，“我们是做应用的，行业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胡福良说完这句话，又喝了一口蜂蜜水。

“理论知识如果被束之高阁，那些论证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养蜂学的课上了十年后，浙江一带蜂产品多起来了，胡福良又开设了这门《蜂产品学》课。

4月25日，夏学期的《蜂产品学》第三次课接近尾声。距离下课只剩一分钟，胡福良在投影仪上放出最后一张照片，问学生们，哪一只是蜂王？他抬起头，往台下的人群瞥了一眼，像是在寻找什么。

很快，坐在第三排的短发男生仰起头，一只手指着照片说，在左上角。是这只吗？再往上一点。这只？再往上一点。这只？嗯！

胡福良脸上带笑，退回到课桌前，拿起一罐淡琥珀色的蜂蜜，递给这名学生，作为他回答正确的奖励。学生从老师手中接过蜂蜜，下课铃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