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

一流人才培养，教师要“先革自己的命”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实习生 荆晓青

最近，二本院校教师黄灯又一次在社交媒体引起了关注。她在其著作《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中，聚焦了广大“普娃”的大学故事和成长困境，收获了许多人的共鸣。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在朋友圈“刷”到了黄灯的演讲内容，看到她的学生有着“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他们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许强联想到当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痛点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不等同于质量提升。众多普通高校的大学生，一边要应对学历贬值和就业压力，一边要面对全社会对一流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

如何让普通大学生避免成为简单迎合就业岗位的“工具人”，把迈向“一流”的空间留给更多的大学生？近日，许强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企业、市场的认知理念走到高校之前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一流人才”的概念？

许强：当我们谈论一流人才培养时，要避免踏入一个误区，即认为培养一流人才只是顶尖科研型高校的专利。人才培养分不同赛道，每个赛道都能产出一流的拔尖人才。

人才赛道大致可分成研究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等不同类型，对应的是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的顶尖科学家、战略科学家；面向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能将理论与实践贯通，切实解决实际难题的人才；置身于生产一线，技艺精湛的“大国工匠”。目前的普通高校瞄准的一流人才主要集中在中间类型。

然而在社会认知中，存在一种人才“鄙视链”，习惯把研究型人才视为一流人才，把应用型人才视为二流人才，把技术技能型人才视为三流人才。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进而会影响到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

值得关注的是，人才培养必须建立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尤其要重视学生的兴趣、喜好、特长。换言之，这个赛道首先应该是学生主动选择的。但目前的高职教育往往过早分流，且“一刀切”地以成绩作为划分标准，这并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可能导致部分学生选错赛道。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一流人才”应该符合哪些要求？

许强：多年前，在我担任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时，曾经做过一些市场调研。我想知道从需求端出发，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有竞争力、最受企业和市场青睐的。

很多人也许会想当然地以为，企业会选择专业知识丰富，专业技能、专业工作能力突出的学生。但事实上，它们的答案出奇一致——相较于这样的“专才”，它们更看重具备专业技能的“通才”。这些人的知识结构更宽泛，可以把科学理论、工程、人文、管理等多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同时又拥有自我学习能力、思考力、沟通协作能力，特别是灵活应对变化的能力。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深受触动。在高校习惯于强调专业人才培养的背景下，企业和市场早就瞄准了复合型、综合性人才，并希望年轻人在职业生涯中具备持续释放潜力和价值的能力，而非招之即用的“工具人”。

究其原因，它们认为市场、产业的变化越来越快，新型岗位和业态层出不穷，学生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只是非常有限的基础，远不足以支撑未来适应市场和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事实上，这样的要求也契合了人的自我成长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市场对于“一流人才”的认知理念走在了高校前面。

我们的人才培养太“窄”了

《中国科学报》：若要与一流人才需求对齐，目前高校人才的短板体现在哪里，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强：我们的人才培养太“窄”了。

国内高等教育长期处于“专业教育”的体系下，“专业至上”的理念已渗透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方面面。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弊端是忽略学生综合能力与人文素质的培养，学生可能在短时间内比较有竞争力，但后劲不足，不易适应未来发展的要求。

我一直认为，广大的理工院校特别需要加强通识教育，促进文理通融，过分功利化而缺乏人文教育的学生是长不大的，更成不了工程科学大家、工程大师。然而，和一流的综合性高校相比，理工类院校在传统强势专业教育思维的影响下，对通识教育的认识往往并不充分，不但在授课方式上以通识选修课为主，课程内容、教师授课水平与高质量的通识教育也有相当差距，以至于在一些高校，通识课成为了学生眼中的“水课”。

此外，与成为一流人才的目标相比，目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我多年的教学体会是，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学生很少愿意提问题，也提不出好问题。提问题是激发创新想法最好的催化剂，而提问背后是以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一定会经常性地质疑现状，进而打破现状对思维的限制。

然而，学生们带着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进入大学，习惯了被灌输知识而非主动学习。他们没有质疑权威的勇气，也没有追根究底的好奇心，大学的课堂一片寂静。大学教育需要把学生过去的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彻底格式化，这对大学人才培养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中国科学报》：在应用型一流人才培养方面，成都理工大学有什么经验分享？

许强：我们的学生比较突出的优势是工程素养比较强，即更有能力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这得益于学校构建的实践教学体系。

作为国内重要的地学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之一，成都理工大学的“地质学”和“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是最有特色的优势学科，而实践教学是地学最佳的教学方式。

为此，我们建立了“多校共建、多方共享、多维融通”的地学实践育人新模式，实现四年不断线的地学人才实践能力层次递进培养。学校逐步把地学一流人才实践教育模式推广到全校，构建了“三层次（认知—实训—实践）—三平台（基础实验—综合训练—创新实践）—三能力（认知—动手—创新）”的实践培能体系，帮助学生提升以实践能力为核心的专业“硬实力”。从效果看，社会反馈良好。

具体而言，我们汇聚了校际实践教学资源，特别是融合了数字信息技术，构建多校共建实践育人平台，实现了优质实践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解决了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单一、稀缺，区域差异明显，缺乏整合的问题。

教师少有精力“自我革命”

《中国科学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的实践中，高校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许强：首先，校企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式存在差异——企业更追求实用性和效益，高校则更注重理论教育和打基础。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增加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达成共识的磨合成本。

其次，资金投入与共享存在难题。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企业和高校的资金投入往往不足，一些小型企业的资金问题更为突出，它们参与产教融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此外，在融合过程中，企业担心技术秘密泄露，高校则担心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双方资源的有效整合。

最后，教师队伍建设与评价体系也存在错位问题。高校教师普遍存在实践经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不少教师很难独立、有效地指导学生参与产教融合项目。当前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往往侧重显性的学术成果，对教师在产教融合中具有隐性特征且难以量化的贡献和成效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还不健全，导致教师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不高。

《中国科学报》：对于一流人才培养，学生存在一些共性诉求，比如高校水课较多、专业课程安排与社会脱节等，对此您怎么看？

许强：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如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我们不少专业确实跟不上社会发展节奏，需要优化调整。

在这方面，首先要建立“有进有出”的专业预警、退出和动态调整长效机制，高校尤其要打造优势特色专业，升级改造传统专业，淘汰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促进学校专业结构、学生知识结构同社会就业结构相匹配；其次，以“四新”及微专业推动专业交叉融合，解决专业人才培养的周期性与滞后性问题。

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要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构建本研贯通、以项目为链条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把工程伦理教育、科技史教育等融入教学，同时还要定期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我们一定要重视数智赋能，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创新教学方法。

《中国科学报》：一流人才培养离不开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您认为教师群体亟须提升哪些能力？

许强：一流人才培养特别要扭转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的现状，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课堂革命”。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则是教师能否率先完成“自我革命”。

我的体会是，教育教学改革之所以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群体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方法、教学水平深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它仍是教师最习惯且最“舒服”的方式。真正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模式落实到实践中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主体性学习的能力，让他们拥有自己提出问题的意识，能主动探究解决该问题所需的知识和能力，能和同伴共同讨论，整合团队的知识和能力协作创建解决方案。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掌握更先进的教学方法，比如项目教学、情景教学、案例教学、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问题引入、任务驱动，带给学生更多启发和讨论的空间。

当我们指出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不足时，需要反思教师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思维；当我们希望学生拥有跨学科能力、工程实践能力时，需要反思老师自身是否破除了专业思维惯性，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是否拥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更好地指导学生的实践操作和项目实践。

传统教育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一代代教师身上，他们不断学习、成长和突破会给学生带来正向引导。但不得不说，高校现有的考核评价体制给教师带来的考核压力较大，除完成日常教学之外，教师很难有更多精力思索如何进行“自我革命”“课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