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初春，是流感的高发季节，面对流感，不少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药物就是抗生素。《吾家吾国》要拜访的正是一位与抗生素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已经88岁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以光。

自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开始，科学家们先后将越来越多种的抗生素应用于临床，使得越来越多的微生物感染的疾病有了药方。王以光便是这些科学家中的一员，她参与研制灰黄霉素、麦迪霉素、可利霉素等多种抗生素，改变了我国抗生素几乎依靠进口的状况，一度改写了我国抗生素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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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宁：当时（20世纪50年代）咱们国家抗生素的发展水平如何？

王以光：很落后。比如我爸爸是肺结核去世的，而治疗肺结核应该是使用链霉素那一类的抗生素，那时候国内没有，所以就很遗憾。

王宁：现在我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离不开抗生素了。

王以光：是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地用、适当地用。菌体它在变异，它在不断地产生抗药性，所以永远要更新抗生素的品种，永远要研发新的抗生素，这是人类必然的一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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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满分的学霸

心怀着救死扶伤的志愿，19岁的王以光来到苏联的列宁格勒化工制药学校，成为抗生素专业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此时，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力求让一些重要和急需的领域，在12年之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抗生素领域，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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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祖国和人民的嘱托，面对全新的领域和极难的课业，王以光刻苦钻研，奋力拼搏，最终所有学习的科目，她都取得了满分的成绩。如果当时有“学霸”这个词，那么王以光就是不折不扣的“全满分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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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在苏联的求学过程难不难？

王以光：还是有些难度的，数学要学到微积分，还要学生化、微生物、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所有种类的化学都要学。还有土木建筑、热工学，这些我原来从来没听说过的学科也要学，一共学三十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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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您成绩怎么样？

王以光：每一个都是五分。

王宁：都是满分啊。

王以光：国家（有）一种期望，我就觉得应该好好学，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学好。

“高龄”的留学生

走上工作岗位的王以光，继续展现着“学霸”本色，在我国灰黄霉素和麦迪霉素的研发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种抗生素的研发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当时最主流的抗生素研制方法。但同时，王以光也发现了传统研制抗生素的方法，需要不断地试错而且耗时漫长。因此，她决定赴美留学，进修分子生物学，改进研制方法。那一年，她42岁，成为一名“高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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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您为什么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选择出国读书？

王以光：我当时考虑，咱们国家的抗生素研究一直这样模仿（国外的方法）也不是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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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这条路是我们已经通过这么多的辛勤付出找到捷径的，为什么不走下去？

王以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怎么就不能够有一点创新呢？而且中国的疾病，不见得世界上都一样，所以要研究中国人自己的药，反正我一辈子都是这个使命，脑子里也都是这个事情。

以身试药的勇士

每当王以光谈起抗生素的研发过程，她总是兴致勃勃、两眼放光，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流程有更直观的感受，已经退休的她，又重新穿上白大褂，走进实验室演示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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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探索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荆棘重重，越接近成功，就会越艰难。以研发可利霉素为例，从1988年到2001年，王以光经历了13年的科研攻关，可利霉素终于推进到了临床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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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要求，需要找到试药的人，并且按最大剂量一次性服下，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王以光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接下任务，来吃这第一口，至今，王老仍然保留着当年试验用的药片。2019年，可利霉素终于通过评审，王老为之奋斗了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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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光：这个实验有点风险。首先是片剂比较大，其次是八片要一次性吃，而且水还不能喝太多，最多半杯水。我说那只能我来，实在不行，就叫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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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您是以身试药来着，心里没害怕吗？

王以光：没害怕，没有别的反应，就是感觉到有点恶心。因为我吃完以后有一点恶心，所以说我后来在说明书上写了建议餐后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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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8岁的王以光，现在和老伴儿杨厚远居住在北京，他们是在苏联留学时相识并结为伉俪，一起走过了64年的奋斗人生，这64年也记录了中国抗生素研制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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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专业里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到如今的抗生素研发功勋，王以光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盼，她用自己的拼搏和坚持，让万千患者从中受益，推动了我国抗生素产业的崛起与持续地发展。

王宁：这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是您却一直都是笑着跟我谈这一条路，您一直在笑。

王以光：对，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还是，做了一件事，还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现在对得起良心，能够对得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