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娟的道路自信

 

编者按：

“我高中三年都离开父母，很多事情没办法第一时间找他们商量，就得自己拿决定。”冯晓娟说，“把人逼到一个地方，必须得成长的时候，就成长起来了。”

从15岁独自到上海读书时起，冯晓娟就开始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当一面了。18岁的她考入北京大学，22岁前往加拿大读研，28岁到美国做博士后，29岁又赴瑞士继续深造，32岁回国，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这成长路途中的每一步，冯晓娟都是深思熟虑后，步履坚定地走过来的。用她的话说，她有“道路自信”——但凡认为一条路是对的，便一定要走。无论路上有多少块石头，只管想怎么迈过去就是了。

北京香山脚下，甲辰龙年前夕。

国家植物园北园的东南门广场上，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对着入口，左右分别垂挂着“福满京城”“春贺神州”的楹联。在两联之间的，是约260个灯笼整齐排列。这阵势似乎提醒着人们，中国年就要到了。

与北园一派繁荣相对，南园显得安静了许多，这里便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门左手边第一栋灰色建筑，名为“水杉楼”。顺着楼梯爬上二层，沿着不宽不亮的楼道一直往东走，一面朝北的门上，挂着“副所长”3个字的牌子。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位女性笑着探出身来，她身后的阳光瞬间把楼道照亮了一隅。

一头乌黑干练的短发，一条黑色针织过膝长裙，一件与门口大红灯笼颜色相仿的外搭，一枚丝带式蝴蝶结上方“长”出麦穗的胸针，配上一副大小刚好的白色珍珠耳钉，这些可见的外在形象，构成了对她的第一印象。

而肉眼不可见的，是她的许多头衔。打开网页，搜索“冯晓娟”，点击进入她的个人主页，你会发现她是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第六届中国侨界贡献奖、第五届中国生态学学会青年科技奖、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等奖项的获得者，同时担任中国土壤学会国际合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4个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录期刊的编辑/副主编。

除了学术头衔，2014年，她获得了一个人生新角色，“母亲”。

为母则刚 

以前修改论文时，她一定要有“一整块”的时间才开始动笔；当了母亲后，无论在哪儿，只要有半个小时，她就可以心无旁骛、见缝插针，能改一段改一段，能改一页改一页。孩子上兴趣班的门外或课桌后排、候机大厅、高铁车厢，都充当过她的“办公室”。

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路途，大约需要四个半小时。假如高铁下午两点发车，冯晓娟会让学生在两点前把论文发到她的邮箱，一趟复兴号动车沿途穿梭掠过1300多公里的时间，冯晓娟读完一篇论文，下高铁前就能把修改意见返给学生。

“以前我是不会在高铁上改论文的，觉得无法想象。”冯晓娟说，“但当了妈妈以后，你必须得这样做，因为你没有别的时间了。”

冯晓娟刚怀孕时，研究木本植物的爱人就开始为孩子找小名。面对一本囊括中国所有木本植物的厚厚的书，他一页页地翻。直到孩子快出生了，还没有翻到那个最合适的名字。冯晓娟说：“别翻了。在北方出生，就找一个北方的庄稼做小名吧。”5月，是北方小麦成熟的时候，“麦子”就这么定下来了。

那时，冯晓娟的家就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家属院里，每天走路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时间很短。在麦子两三岁之前，冯晓娟早上很早就起床，趁麦子还没醒就赶紧出门。中午基本不回家，下班后就为麦子读绘本，和她做游戏，直到麦子晚上8点半上床睡觉。“在她睡着了以后，如果我还能挣扎地爬起来的话，我会处理邮件、看文献，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

在学生眼里，冯晓娟就像“超人”一样。国科大资源与环境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罗佳宁讲述，她在晚上11点发给冯老师的实验进展，本以为老师第二天上午工作时才会看，没想到早上8点就收到了导师的修改意见。“她可能只反馈了3点，但却涵盖了实验过程里的所有问题。”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在冯晓娟的首位博士生身上，这一点也得到印证。2013级博士研究生贾娟，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22年年底，她也成为了一位母亲。冯晓娟本以为“新手妈妈”的身份会减缓贾娟的科研进展，没料到她2023年的科研产出竟是过去3年的总和。贾娟说：“你要养一个小孩，身上的责任更大了，不得不坚强起来。”

周末，冯晓娟早上去办公室工作，争分夺秒，中午饿了吃点零食，在麦子睡午觉醒来前回到家，扒拉两口饭，再陪麦子玩。麦子很喜欢大自然，和冯晓娟小时候一样。麦子经常去国家植物园写生，和妈妈一起挖蚯蚓、看小鸟和小松鼠。她们带上野餐垫，在草坪上坐下来，看书、看花花草草，还有麦子特别喜欢的昆虫。

冯晓娟给麦子买了很多昆虫相关的科普书，令冯晓娟惊讶的是，麦子能记住她看过的所有昆虫。那些虫子的名字、发源地、幼虫与长大后的区别，麦子讲起来一字不漏。螳螂、蛐蛐、蚕，还有从外面带回来的花金龟甲壳虫，麦子会把虫子放在小盒子里悉心养护。

麦子经常看到妈妈改文章、看文献、接电话，并感受到妈妈很爱她的工作，因为总看到妈妈出差、开会，不回家吃晚饭。

有一次，麦子跟冯晓娟说：“妈妈，我希望你辞职，你辞职吧！”冯晓娟笑着说：“我辞职了，怎么赚钱养你呢？”麦子思考后回答：“那你跟所长说降一级，就不会出这么多差了。”冯晓娟笑道，小孩还不懂大人的事，她只希望妈妈陪她的时间再多些。

如果说麦子知道“一点”大人的事，她知道妈妈在研究土壤，是个科学家。

探秘土壤黑箱

冯晓娟眼中的土壤，是个非常神秘的黑箱。

然而，她小时候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冯晓娟的父母是参与上山下乡的知青，妈妈年轻时从上海来到了江西，干了两三年去到南昌航校，后被派往贵州支援三线建设，他们一家所在的厂就是建造飞机的。冯晓娟小时候，放了学，就在水稻田的田埂上捉蚂蚱、采野花、玩泥巴、过家家……玩得满身都是泥，回家准被“骂”。

提起“土”，小时候的冯晓娟会想到“花”。三四岁的时候，她就开始种花了。“玻璃海棠花、牡丹花、仙人掌、橘子树，这些都不是我养的，都是‘大人’养的，我就养一些指甲花、牵牛花。”

但自从上了本科《基础土壤学》的一堂课后，冯晓娟窥见了土壤的神奇，开始了解到它更多的奥秘。

土壤随处可见。脚底下、花盆里、马路边，我们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土壤。然而，它的组成非常复杂。土壤里蕴藏丰富的植物种子库、微生物、土壤动物。如果没有微生物降解土壤动物，那么地球早就被动物尸体填埋了。土壤又是包容的。疯牛病的病毒可以在土壤里被保存很久，治病救人的青霉素又是由土壤微生物分泌而得。这门课给冯晓娟带来很直接的触动，原来小时候玩的“泥巴”这么有趣。

大四选毕业论文导师时，冯晓娟跟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陶澍教授研究土壤污染物。2003年，冯晓娟本科毕业，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研，博士阶段冯晓娟换了研究方向，研究全球变化下的土壤碳循环。

科学证据表明，人类燃烧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世界气象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的报告显示，2011年至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2020年9月，我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去除温室气体，除了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能源转型等方式，还可以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藏到土壤里。土壤每年增加千分之四的碳，就能平衡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碳。可以说，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里最大的活性碳库。

如何促进土壤碳库积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对土壤的探究，曾被《科学》杂志誉为“最后的前沿”。

为探究这个问题，冯晓娟在博士期间用生物标志物和核磁共振的方法，探究土壤不同组分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临近博士毕业，冯晓娟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地球化学背景的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同位素是非常大的缺憾。她的导师便建议她去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做博士后，那里是生物标志物单体放射性碳同位素分析方法的发源地。

初到海洋研究所，做自我介绍时，冯晓娟发现大家的背景都与海洋相关，只有她是例外。她一个研究陆地土壤的人，来到了世界顶尖的海洋研究所。

热带风暴之后

冯晓娟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位充满创造力、灵动、具有探险精神的人。他跟冯晓娟说，既然来到了海洋研究所，必须得出一次海，不然就白来了。

“我的第一次出海就在北大西洋上漂了22天，遇到3个热带风暴。”冯晓娟回忆着那段难忘的经历。全船的人吃了止吐药后，不吃不喝地躺着，一坐起来就忍不住要吐。等到风暴减弱一些后，大家全都聚在一起“面带菜色”，还要采集海水，过滤后收集溶解性木质素的样品。

经历了在海上的漂泊后，冯晓娟决心“一定要爬回陆地”。有时走弯路，做的并非是无用功；把不想要的部分减去，人才知道什么是“非做不可”的。她鼓励学生们要有探索精神，不要只在熟悉的跑道上，而是要越过自己的舒适区探索新的事物。

当然，这样的选择伴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冯晓娟在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博士后导师，在冯晓娟来到这里一年后，准备入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冯晓娟没有多想就跟随导师来到了瑞士。在她的同事们看来，这个决定十分勇敢，因为这背后蕴含了一连串的问题。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已经是世界顶级的研究所了，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目前的研究，跑到陌生的环境里接受不确定性？你的项目能不能顺利推进？实验室新的设备能不能用？在新的环境里，未来会不会有成果？

这些都是冯晓娟耳边听到的声音。当被问到她的底气从何而来时，她说：“我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但凡是她决定走的路，她从来没想过放弃。她认定这条路是对的，便一定要走下去。

在退路与坦途之间，选择悬崖

用冯晓娟的话说，她有道路自信。

比如高中时，她获上海市英语竞赛一等奖，拿到了出国留学、学费无忧的宝贵名额，但她没跟父母商量便当即拒绝了这个机会，只因和很多80后的人一样，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科学家”；

比如她是四校联考第一名，本可像其他成绩优异的同学那样，不参加高考，直接被提前录取至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但只有她选择备战高考。

高考志愿那栏，她只填了三行。

班主任看到她的志愿，反复向她确认：“你确定只填3个？”

“这3个都考不上，那我就明年重考。”

她高中在上海上学，父母当时在贵州工作——这一切，都是她自己拿主意。在电话里，父母对她说：“你自己决定就好。”冯晓娟的高中在普陀区曹杨二中，它早在1979年就被认定为上海市重点中学。高中3年，冯晓娟都是离开父母生活。“命运推着你加快长大，变得独立，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当把一个人逼到一定程度，不得不有所成长时，人就会有蜕变。在冯晓娟眼里，思路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父母虽会给她一些建议，但不会左右她的决定。父母非常支持、信任她，尊重她的选择。“并不是说孩子一定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信任，或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他必须作决定。”

就像总抱着游泳圈不撒手很难学会游泳，旁边总有人指点便不敢独自开车上路；人总要呛几口水才能在水中找到平衡，背水一战方能对自己这只“潜力股”探底。

感谢我曾无处可靠

去年，冯晓娟去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作报告，结束后台下的一个学生问：“冯老师，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资深的科学家了，您是怎么坚持到今天的？有没有一件让您特别感谢的事？”

冯晓娟在台上愣住了，她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几十秒钟悄然溜走，她没说一句话，只是认真地思考着。

“如果我要感谢今天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在成为科学家这条道路上没有放弃的话，我觉得要感谢的是，在我20多岁特别想有一个依靠的时候，我无处可靠。”

冯晓娟从过往的记忆里抽出来，直视着面前正值20多岁的记者，说话中声音的颤抖很难被人发现，问：“你能明白这件事吗？”

在30岁以前，冯晓娟也有一颗恨嫁的心。她特别希望能找到“另一半”，然后安定下来，有一个“家”。

她在海外求学、漂泊，眼瞧着自己就30岁了，她问自己：我是不是再过几年生孩子就变成高龄产妇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安顿下来？我读博士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港湾”呢？

“会有这种时候。”冯晓娟说，“在那个时候，你无处可靠，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到处申请博士后，去美国、瑞士，都可以。”

有人问她：“你是女性，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冯晓娟说，这是最大的陷阱——你有退路了，就放弃了成长的机会。退路和成长不可兼得。有时，她嘱咐自己的女学生，要投入更多思考，明确自己想要什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机会来了一定要牢牢抓住，因为没有第二次。去瑞士做博士后时，冯晓娟遇到了如今的爱人，也是一位科学家。

采访时，冯晓娟提起了自己的妈妈。

“我妈很漂亮，在她十几岁的时候，被上海文工团选上了。那时外婆思想觉悟高，一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把大女儿送去支援乡村建设了。”

妈妈对冯晓娟说，女性首先要独立，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嫁给什么人来改变你的命运。

冯晓娟做到了。

今年10岁的麦子，长大后想当昆虫学家或者画昆虫的画家。冯晓娟对麦子没有额外的要求，她只希望麦子能找到毕生所爱的兴趣点，并有勇气追求它。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陈文焕

部分照片来自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