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武夷山
Geoff Mulgan（杰夫·马尔根，其中文名为周若刚）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技术、工程与公共政策学教授。周若刚有着丰富的经历，曾担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办公室的政策部主任，也是英国著名智库Demos的创办人兼首任主任。
最近几年他著述不停。2022年9月出版了图书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How to Reignit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如何重新激发社会和政治想象力），2023年3月出版了图书Prophets at a Tangent：How Art Shapes Social Imagination（偏离原轨的预言家：艺术如何型塑着社会想象力），2023年11月在英国Polity出版社出版了When Science Meets Power（本文作者译为“当科学遇见权力”）一书。
?
《当科学遇见权力》一书剖析了国家将科学作为工具（征服自然、为国争光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复杂历史，说明了管控科技发展的风险（从核武器、基因修饰、人工智能到合成生物学）是多么艰巨的任务。作者论证说，对科学的治理已经成为21世纪的最大挑战，科学治理在日常政治事务和政策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长期以来，科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协作关系。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本应是“同盟军”，双方应携手努力去解决社会问题，但在发达国家，双方时常在争夺权力、争夺优势地位。
科学与政治的重大差异在于，科学是围绕事实、围绕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展开的，而政治考量的是我们的感受和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如何才能协调两者，使得相关的关键决策都是有根有据且合法合规的？
科学有时是政治的助手，有时是政治的挑战者，但不管是什么角色，由于科学的权威性不断增强，科学与政治的摩擦也不断强化。
周若刚解释说，科学与政府间的冲突，部分缘于双方的目标相似而手段不同。双方都想为解决社会难题提供方案，但是，政策制定者想尽快拿到答案，而科学家则习惯于不着急，一定要等到把问题研究透了再说话。
例如，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的市长经常面临的课题是：洪水来了，需要尽快采取一些合理的步骤减少损失。假定开发一个提供最优减灾方案的计算机模型需要数年之久，市长可等不及。
另一个差异在于，科学喜欢按部就班，在可控的边界内提出假说、进行理论化推演，并提炼研究问题。而政府面临的从问题到解决方案之路往往被不可控因素所支配。
例如，应对自然灾害的复杂后果和减少犯罪之类的挑战，其定义和边界都可能发生变动，政府可掌控的资源量也是变动的，于是，有些科学家就认为这一类实操性决策的过程充满主观性和非理性，他们不屑一顾。
由于存在这些差异，在科学与政府的界面上工作的知识中介人员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些中介人员需要具备的特殊能力是“围绕思想进行思考，对情报或智能有开明、明智的态度”，因此他们能促使科学界和政府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推动双方的自我规制。否则，双方各自的工作都不好开展。
总之，科学与政治或政策的界面不是一个交汇点，而是一片连续谱，在这个谱系中，权力钟摆不是偏向这一端就是偏向那一端，极少处于平衡点。在这里，平衡点的意思是，科学与政府成为互相尊重的同盟。而改善双方的关系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了解对方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政府科学顾问和其他知识中介人员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有助于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
本书还围绕在国家层次和全球层次上如何采用一些“新招”组织民主与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为的是让科学技术更多造福人类而产生较少的祸害。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