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我很着急，‘帽子’问题误导了年轻人，‘帽子’文化不扭转，将带坏一代人的学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告诉《中国科学报》。
当前，很多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为了“帽子”焦虑不已——没“帽子”的要争“帽子”，有了“小帽子”还要争取“大帽子”，35岁、45岁、50岁之前分别要争取不同的“帽子”。2024年，高校“破五唯”、科技人才评价“破四唯”分别进入第六年、第七年，在高教界、科研界的议论声中，“帽子”问题到了一个临界点。
为了争“帽子”去做学问
“长江学者”“泰山学者”“芙蓉学者”……据统计，科教界有关“帽子”称号多达上百种。相较“破四唯”，“破五唯”增加了破“唯帽子”。“帽子”以论文、项目、奖项、职称等其他“四唯”为基础，是“破五唯”中最关键的一环。
“‘破五唯’并不是完全不要‘帽子’，而是不能‘唯帽子’”。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教授施卫东指出，要辩证地看待“帽子”问题。国家将人才视为第一资源，人才称号体现了国家对人才的高度重视，而科研工作者有了人才称号这一目标追求，可以做到“不待扬鞭自奋蹄”。因此，适当规模的“帽子”人才，有助于我国科技在国际上的比拼。
然而，近年来围绕“帽子”展开的“人才大战”，却造成了“帽子”问题畸形化。“帽子”人才“赢者通吃”，在科研立项、高校排名、学位点申报等各类资源的争取上，拥有极大的优势。
为了应对学科评估、竞争“双一流”建设，高校不惜重金挖“帽子”人才，一些“帽子”人才又以此为资本，频繁跳槽，给高校发展带来重创。这也是近年来热议的“孔雀东南飞”的一个重要表现。
201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西部高校的人才离开了，就把“帽子”留下。希望以此来扼制“孔雀东南飞”现象。该规定固然限制了部分人才频繁跳槽的行为，但“帽子”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咏梅等人发表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一项调查显示，普通青年教师与“帽子”人才的年平均工资差距达31万元，其中东部地区高校的差距最大，达34.5万元。
“‘赢者通吃’‘孔雀东南飞’……无形中都在鼓励年轻人去争取‘帽子’，就像士兵去打仗，仗还没打，就定下目标要‘当英雄’。”袁亚湘指出，凭学问拿“帽子”本该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安安心心做学问获得肯定，而现在为了争“帽子”去做学问，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
有些年轻人正常的成长路径甚至都被改变了。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一切向“帽子”看齐的路径通常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走行政路线，取得行政职位；第二步是利用行政职位，充分调动资源和经费。
她解释说，争取“帽子”往往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多数情况下需要团队支撑，最后“帽子”落在个人头上。由此，还会带来重申报、轻研究，竞争大于合作，弄虚造假、溜须拍马等种种问题。
“帽子”万能逻辑不成立
“帽子”万能的背后，“实际上是把‘帽子’变成了最简单的量化指标，而且还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樊秀娣解释道，一些评价指标比较难区分高低，而“帽子”的区分度明显。或者说，它的价值被不断放大。
在学科评估、科研立项、申请博士点和硕士点等评比中，有人才称号的高校、团队在竞争中更胜一筹，是否有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称号更是直接决定了科研经费、基本待遇等的多寡。“评价简单化，其实是数论文数量评价人才思维的延续。”樊秀娣说。
那么，“帽子”究竟代表了什么？袁亚湘指出，一些人才称号本身只是一项基金、一个项目为了鼓励年轻人做科研所设。为什么拿到人才称号，就一定要获评正教授、在各种评估中占尽优势？“二者其实并非绝对正相关。”他表示。
袁亚湘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发现，“在剑桥大学，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未获评教授。这种情况在我国几乎不可能出现”。袁亚湘的导师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但剑桥大学并没有因为其院士身份而给予过多的特权，甚至工资也和非院士的教授没什么差别。
“帽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的贡献，但“至多代表的是他们曾经的学术成绩，并不体现未来的科研潜力和实际成果。甚至一些学术成绩，都是在过去评价方式下以唯论文数量、唯顶刊等方式得到的，而论文因存在虚假问题被撤回的情况也不少。”樊秀娣指出。
“现在很多机构都热衷发‘帽子’，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倾向。一名科学家是否优秀与取不取得‘帽子’并无实际的联系，就像老舍、巴金、沈从文等作家，似乎没有获得过任何‘帽子’，但不影响他们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袁亚湘说。
相关部门应带头控制发“帽子”
在采访中，专家们纷纷指出，“帽子”问题的产生，是行政部门、科技管理部门一边破“唯帽子”，一边不断发“帽子”的结果。国家层面发“帽子”，地方竞相效仿，从而导致“帽子”越发越多。
因此，“只有行政部门、科技管理部门带头控制发‘帽子’，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去‘帽子’的效果。”袁亚湘指出。
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刘进课题组曾对我国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归来的学术人才进行访谈，发现只有少数国家在学术职业初期，设置部分青年人才资助计划，类似中国“帽子”的设置，但其功能仅限于资助学者启动研究计划，不具有任何荣誉和资源属性。
樊秀娣对多国的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国外行政部门几乎不参与学术评价，所谓的“帽子”只是荣誉称号，并不与利益挂钩，且“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明确表示不评价人”。“科研工作者不分三六九等，本质上我们尊重的是科研工作者的劳动及其成果、科研贡献，而非一顶‘帽子’。”
从根本上说，人才不需要“帽子”，用成绩说话就可以。但去“帽子”的路注定不容易。“眼下可以先迈出一小步，实事求是地给项目定名称，如2024年××项目，而不是取高大上的‘××人才’名称。其实，业内人士心知肚明，某位科研工作者某年做了某个项目，这和‘××人才’真沾不上多少边。可以以此来达到弱化‘帽子’、奖励成果、与利益链脱钩的目的。”樊秀娣建议。
施卫东则表示，在实际操作层面，奖励成果，如科学技术奖在地市级已不被允许组织评审；奖励一般的论文、专利，在高校层面也被主管部门限制。
“近年来，社会上设立了很多由学会、协会、基金会等创办的‘社会力量奖’，但在政府奖项面前，除部分奖项外，总体上含金量并不算高，水平也参差不齐，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盯住的还是政府奖项。”施卫东说。
但这起码是一个好的开始。“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组织、行业学会和协会，是一条更加通行的路。在这个过程中，行政部门应及时转变思维，首先应做到的是不要对学术予以过多的干扰。”袁亚湘强调。
此外，评估过多的背后，还有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给‘帽子’人才更多资源，好像显示了对科技的重视，但普通科研工作者拿不到起码的资源，也会导致发展困难。这就相当于打仗不顾及普通士兵的感受。我希望，在去‘帽子’的同时，可以适当提高普通科研工作者待遇、关心他们的难处，还他们一个安定的科研工作环境。”袁亚湘如是说。
《中国科学报》 (2024-03-06 第4版 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