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徽的骄傲，中国数学史界的骄傲，中国科学技术界的骄傲！我为弘扬刘徽的数学成就和科学精神，使人们准确认识刘徽尽了绵薄之力而感到欣慰！”12月7日，在北京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行的刘徽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郭书春说。

83岁的郭书春说的“骄傲”指的是，第四十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中国科协的提议，决定在2024-2025年举行纪念刘徽的活动。这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申办以科学家为主题的纪念活动。

20世纪70年代，中国数学史界普遍认为，自数学史学科奠基人之一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出版后，“中国数学史已经搞完了”，“中国数学史是贫矿”。

“而实际上，国内对刘徽的评价并不到位，国际学术界对刘徽更是不了解。”郭书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谈到刘徽的地方比杨辉还少，美国《科学家大辞典》“刘徽”词条实际上谈的是《九章算术》而不是谈刘徽。

1978年前后，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但中国数学史界的研究骨干却纷纷改行。

转折发生在1978年。那一年，李继闵发现《九章算术》使用了勾股数组。“这一发现可以说是死水微澜！”郭书春回忆，“我受李继闵的启发，进而讨论了由《九章算术》引申出的勾股数组的3种公式。”

1979年，梅荣照建议郭书春与他一起研究刘徽。当时中国正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郭书春认为，应以《九章算术》及《九章算术》刘徽注的原文为准，于是便逐字逐句研读刘徽注原文。

当读到“以一面乘半径，觚而裁之，每辄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时，郭书春心中一震：刘徽这是在证明《九章算术》的圆面积公式“半周、半径相乘得积步”！

可是，郭书春查遍了李俨、钱宝琮的著述和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所有谈圆周率的文章，发现都没有谈刘徽对圆面积公式的证明。

“1956年发表的一篇翻译刘徽割圆术的文章，对上述画龙点睛的25个字竟然跳过不译！所有著述所讲的求圆周率的程序，都背离了刘徽注。”郭书春说。

这一重大发现，解放了郭书春的思想。

后来，郭书春解决了被吴文俊称之为“刘徽原理”的证明，撰写了《刘徽的极限理论》《刘徽的体积理论》，梅荣照则撰写了《刘徽的方程理论》《刘徽的勾股理论》。

1980年秋天，在全国第一届科学史大会上，郭书春和梅荣照的报告引起极大反响。

一股热潮随即掀起。

郭书春回忆，20世纪80年代，海内外出现研究《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的热潮，而吴文俊和严敦杰的参与推动了这一热潮。

在这一热潮中，郭书春解决了以往没有涉及或没有正确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九章算术》的体例，刘徽注的构成，刘徽的推理和数学证明，刘徽的数学之树，刘徽的籍贯，刘徽的数学思想，重差术的造术，望海岛问的原型，《九章算术》的版本研究，《九章算术》的校勘等。

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对刘徽的认识越来越深，中国数学史界和科学界对刘徽的认识也逐渐取得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举行数学讨论班。按照国际惯例，需要用一位大数学家来命名，许多学者主张用“祖冲之”。

对此，数学大师吴文俊当时在会上说：“从数学的角度来说，祖冲之不能视为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的代表人物，真正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刘徽”“从对数学贡献的角度衡量，刘徽应该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相提并论”。

郭书春也认同刘徽对数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并表示：“以刘徽的精神研究刘徽，发扬刘徽的科学精神，让数学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2021年5月2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了中国在“嫦娥五号”降落地点附近的8个月球地貌的命名申请，其中就包括刘徽（LIU HUI）。今年9月2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刘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