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Vrhovski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徐可莹

“80后”斯洛文尼亚人Jan Vrhovski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系研究员，同时也是一名新锐汉学家。他研究中国文化20年，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兴趣十分浓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阳昊。

2025年，阳昊将围绕百余年前中国思想界爆发的“科玄论战”，出版一部主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的文集。阳昊认为西方学术界对这场论战的意义缺乏重视，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场论战一直被西方学者视作是对西方知识话语的“复制粘贴”，没有原创性。而阳昊将这一论战及其衍生话语重新定义为中国本土而非模仿西方的学术现象，试图将其重新且全面地介绍给西方学术界。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阳昊的专访。

热爱读书 结缘中国

《中国科学报》：你是如何了解中国并开始从事汉学研究的？

阳昊：大约25年前，我还在读中学，一次机缘巧合，我开始学习中文。与此同时，我对物理也很感兴趣，便读了很多有关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方面的书籍。

上大学时，我选择读语言学专业，并获得了欧洲语言学比较硕士学位和汉学硕士学位。巧合的是，我的中文课程中包含很多与中国哲学有关的内容，我意识到如果不能理解中国文化，就无法更好地掌握这门语言。因此对我来说，从事汉学研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国科学报》：你最喜欢中国文化中的哪些部分？

阳昊：随着个人经历的变化，我对中国了解得越多，对她的印象和所偏爱的部分就越不同。一开始我对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儒学感兴趣，还为此学习了古代汉语。但每当接触到新的中国人，包括新的中国学者时，我都能学习到过去从未了解过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对她的喜爱也会随之变化。

《中国科学报》：在欧洲求学时，我常能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视角或叙事的？

阳昊：谈到“西方中心主义”，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西方在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特权地位，特权带来了傲慢。从文化上讲，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中心主义倾向，缺乏耐心去理解世界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拥有身份、拥有主体性，融合起来便是人类。要知道，包括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在内的“西方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不到20%。此外，不要忽略了西方文化自身的多元性。我们总倾向于概括社会、概括他人，因为这样更容易，用时也更短。

《中国科学报》：你的研究领域交叉性很强，似乎与广泛阅读的习惯有关，这种习惯是如何形成的？

阳昊：我非常喜欢读书，这与家庭有关。在我四五岁时，常去祖母家，那时她80多岁，她很严谨。她喜欢给我讲历史，讲很多充满细节的故事。从那时起，我便意识到历史很重要，它会影响你的世界观。自然而然，我便对历史和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开始识字后，祖母给我买来许多历史书，我很喜欢，常常沉浸其中。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欧盟还没成立，我所在的地区常常需要兑换货币，我便帮祖母计算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这在无形中培养了我的数理逻辑思维。

同时，我的家庭成员背景非常多元化。祖父是一名建筑师，做事很严谨，母亲充满自由精神。因此，我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在人生早期就学会了将对阅读和知识的热情融入生活。

重溯“科玄论战”矫正西方“偏见”

《中国科学报》：你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近代数学史及数理逻辑，你是如何关注到科学与文化这一交叉领域的？

阳昊：如果你去图书馆翻阅逻辑学书籍，总能看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本书，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及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这本书既是我关注到科学与文化这一交叉领域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了解中国科学的启蒙书籍。书中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造纸史、化学史、数学史等，令人惊叹。我不仅自己读，几年前还带领学生阅读、探讨了这本书。

《中国科学报》：你为何会关注到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科玄论战”？

阳昊：欧洲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个共识：中国哲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结束了，之后的中国哲学只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他们将西方哲学视作逻辑学、分析哲学之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这是有失偏颇的。这种认知造成了一种“偏见”，即中国哲学没有连续性。而我的工作，就是证明中国哲学具备连续性。

作为一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我根本无法认同“西方文化精髓主导了今天的中国哲学”这一观点，这是我关注到这场论战的原因。这场论战在中西方思想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却被西方学界忽视了。西方原本应该是这场论战中的一块领地。但事实是，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写过关于它的文章。

《中国科学报》：你即将出版一部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集，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阳昊：其实2021年我就在国际期刊《当代中国思想》（现《今日中国文学与思想》）上发表过一个主题为“中国罗素哲学研究百年：延续、回顾与新方向”的文集，翻译收录了包括中国政法大学荣休教授单纯等5位中国学者有关罗素哲学的研究著作。这一系列文章在西方很受欢迎，为我这次出版文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这次即将出版的文集实际上是关于“科玄论战”的两卷文选，基本是译文的合集，配有我写的大量注释及评论。在选文方面，本文集以199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君劢等所著的《科学与人生观》为基础，增加了几篇学者张东荪的文章，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学者张君劢的实际意图。将张君劢和张东荪的著作结合起来的结果是，我们认识到这场论战与当时中国知识精英中的左派及现代科学拥护者，包括社会主义者，一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以及专门在西方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学者等所建立的“科学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这场论战是中国学界内在发展的一部分，而不是在随意“模仿西方知识话语”。

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不算顺利。奇怪的是，除我之外，欧美没有其他人认为有必要为这场论战的百年纪念出版一本专著。于是我写了一份建议书，于2022年寄给了荷兰Brill出版社，最终签订了出书合同，截稿日期定在2024年5月。

《中国科学报》：出版这样一本书的目标是什么？

阳昊：除了为西方学界提供第一本了解“科玄论战”的文集外，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说明及强调这场论战不是对西方话语的“复制粘贴”。我试图通过说明论战中使用的术语，如“科学”，不应被普遍解读，而应被放置在中国本土的语境中解读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部文集，促进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对话，帮助消除西方学者过去或现在对中国知识现代化性质的历史成见。我试图向他们说明中国的“主体性”仍然根植于中国的现代性之中，并没有被西方知识结构所取代。

编纂这样一本文集并不难，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做。我认为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论战的重要性。我想，如果我能将这场论战置于新背景、新视角下重新讨论，或许能为西方学者带来启发，促使他们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现代性。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科玄论战”是中国的本土现象，理由是什么？

阳昊：一个是方法论上的原因。在思想史中，你根本无法想象一种思想体系有能力完全取代另一种思想体系。科学的思想逐渐融入了中国的语境，这意味着中国的语境本身也在成长，而不是被取代。中国的思想内容没有被西方思想取代，它接纳、融合了对方。

对于一个思想史学者来说，你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容易被语言掩盖的问题。如果你采用某种特定的术语，例如在文章中使用“科学”，那么一定要辨析清楚，这个“科学”究竟该如何理解？它在特定语境、特定文化中意味着什么？我对这一错综复杂的过程很感兴趣。

《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史家刘钝在本报发表的文章《“科玄论战”百年祭》也收录在了这本文集中？

阳昊：我把刘钝先生的这篇文章作为重要序言收录了。我选择序言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它是由一位对思想史、科学史以及对当前中国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都有深入了解的中国学者撰写的。此外，这篇文章还连接了1923年论战之始至最近的历史，不仅揭示了中国相关思想论述的连续性及演变情况，还揭示了当代中国及国际社会和论战中涉及的主要难题的持续相关性。

《中国科学报》：如何评价由 编委会主任刘峰松主编的《科学的哲思：“斯诺命题”与“科玄论战”》这本书？

阳昊：我认为这本书的结构非常好，客观且全面。具体而言，第一部分涉及“两种文化”的观点，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玄论战”中，而且在中国更长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文化”的论述与论战大背景之间的联系，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及早期“中国化”的思想等都有很大关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早期发展，理解中国未来各种思想轨迹的历史背景。最重要的是，它运用合理有效的史学手段将一个原本复杂、深刻的“大事件”清晰、生动地呈现出来，这很难。

“理”与“科学”

《中国科学报》：你在相关论述中反复提及源自中国的“理”，这与源自西方的“科学”有何关系？

阳昊：我认为“理”在本质上是一种集合。想象一下，一边是中国本土的知识母地，一边是突然从西方传入的个别思想，要理解这些外来概念，中国人需要在自己的知识图景中找到最相似的思想。我认为“理”是与“科学”最接近的思想，但“理”是更大的集合。

想象你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对世界其他地方一无所知。岛上有“狗”，它有四条腿、会叫。突然有一天，你的岛上来了一只动物，它也有四条腿，但不会叫。你会说这是“狗”的一种形态，因为它很像狗。在你的文化中，你会把这种新动物当作“狗”来对待。如果“狗”很重要，你会认为新的动物也很重要。我认为“理”和“科学”的关系就是如此。

《中国科学报》：对于李约瑟之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你有什么看法？

阳昊：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诞生在哪儿”的问题很重要？这是值得反思的，甚至是一种错误认知。因为科学不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由一个群体或一个人创造出来的，科学是不断形成的，它是一个由不同现象、不同进展及不同功能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网络。科学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原因之一在于它是跨群体发展的，是不同群体会聚在一起的结果。

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天文学中，为了证实一个天文学信仰、一个新的概念，科学家必须在全球各地旅行，从不同方位进行观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是在欧洲被证实的，在澳大利亚的观察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例子都能说明，现代科学是需要全球环境的。

在我看来，相比“科学为何没有诞生在中国”，“中国对科学的发展有何贡献”这一反问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中国确实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很多西方人都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甚至知道牙刷也源自中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思想及知识的产物。

《中国科学报》：当代欧洲两种文化的呈现与中国有怎样的不同，对中国有何启发？

阳昊：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对西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发展至晚期甚至产生了一种脱离中国传统的倾向。你们如此渴望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的一切，这很有趣。但这种趋势正在被逆转，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是这样的。

“对中国有何启发”这类问题，一定是留给中国学者及知识分子的，是需要中国人回答的中国化问题，你们有责任找出答案。我能做的是可以告诉你们，“西方”或“欧洲”也是多元的，不止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很难概括它与中国有何不同。

你们拥有自己的主体性，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去创造新的想法，而不是一块西方化的“白板”。这样的主体性与当代世界及未来息息相关，因为现代科学拥有全球性的基因，国际合作无比重要。科学要走遍全球，从世界各地获取新的信息和知识，就应该遵循与世界相连这一原则，正如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