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努力，将中国骨肿瘤学科带到了世界最前沿

【编者按】

医生这一群体最重传承。有祖孙三代甚至四代共守“医”心，有师生三辈接力奉献，更有既是亲人又是师生的动人故事。杏林赓续不绝，守护民众健康。值此2023年教师节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杏林传承录》特别报道，以记录这一群体的辛劳与坚守。

9月7日下午3时许，忙完两台手术后回到办公室的郭卫。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 图

9月7日下午3时许，在半天多的时间内已完成两台大手术的郭卫，终于得空去了一趟卫生间。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喝上几口水，露出舒展的笑容。

郭卫出生于1958年，今年65岁，已经头发花白，但仍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每周四天给病人做手术、另有两天门诊和病房的状态。

郭卫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原主任、肉瘤与罕见肿瘤诊疗中心主任、骨科教研室主任，北大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骨肿瘤是整个肿瘤“家族”里少见的一类，但其发病隐匿，病情凶险。

30年多来，郭卫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攻克了多项世界性难题。他经常一天做三个骨盆、骶骨类的骨肿瘤手术。其中，骨盆手术是世界公认的高难度手术，这类手术在国际上需要两天才能完成一例。

郭卫淡泊名利，全身心忙于自己的事业。直到听说是希望讲与老师冯传汉教授有关的故事时，他才在9月7日下午腾出时间，与澎湃新闻记者见面。

已于2019年辞世的冯传汉先生，是北大人民医院骨科创始人，也是郭卫的博士导师。他还担任过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北大人民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首任主任委员，是我国著名骨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

冯传汉教授105年的人生，可谓“勤奋敬业医术精湛一世纪，教书育人诚恳无私献一生。”他90多岁时还每周去医院办公室，跟郭卫聊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问题。

北大人民医院骨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杨毅，是郭卫教授的博士生之一。杨毅现至今还记得，他读博期间，90多岁的冯老还常常在医院看书，关注医学发展前沿，并曾跟他分析预测骨巨细胞瘤治疗的发展方向。

郭卫工作严谨、有开创精神，时刻关注着医学发展的最前沿、努力攻克最棘手的难题，一如他的博士导师冯传汉。

从冯传汉到郭卫，再到杨毅，治学严谨的作风，“把病人当家人”的医者仁心，精于钻研、敢于挑战“不可能”的精神代代相传。几代骨科人在骨肿瘤领域的接续克难攻坚，将中国的骨肿瘤学科带到了全世界的最前沿，成为全球同行学习的标杆。

做手术追求完美，不断战胜“不可能”

65岁，很多人已在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但郭卫像他的老师冯传汉一样，始终勤勉，不辍耕耘，始终奋战在临床一线。

“老师常说他只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的这种精神成为我们受益无穷的精神财富。”郭卫回忆起恩师以及和老师在一起的日子，感慨道。

冯传汉1914年出生于湖北，先后在燕京大学医预科和协和医学院求学，并曾在英国留学，一生都在为医学事业、医学教育奋斗。

1944年，冯传汉牵头成立中央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的前身）外科骨科专业组，新中国成立后又创建中国第一个骨肿瘤骨病研究室。他还率先在国内开展屈指肌腱损伤修复手术，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手外科论文。1982年，他应邀赴美国出席美国骨科医师学会（AAOS），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在骨巨细胞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并当选为美国骨科医师学会荣誉会员。

冯传汉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 图

冯传汉同时也是我国骨科领域最负盛名的教育家，1981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1990年郭卫开始读博时，冯传汉已经70多岁了，但仍很有开拓进取精神，积极汲取学科前沿新知识。见分子生物学兴起，他提醒郭卫等学生多用新方法、新知识去做骨肿瘤方面的研究治疗。

冯传汉80多岁还主编了《肩关节外科学》《骨科肿瘤学》《临床骨科学》和《中国现代骨科史料》；90多岁发表论文《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几点反思和认识》，编著《基础英语概要——英语读写指南》，完成约6万字的“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治疗及其相关基础知识”笔记，写下6万字读报读书札记《大学教育与医学教育的再教育和再认识》等；100岁还写下8页纸的读报读书札记《学会做人 学会学习实践 全面协调发展——大学教育与医学教育的再教育和再认识系列之三》……

冯传汉（中）90华诞之际，郭卫（右）与冯传汉合影。北大人民医院 供图

作为冯传汉的学生，郭卫今年65岁了，仍一周安排4天时间做手术、2个上午在门诊坐诊，其他时间还要讲学、参与学术会议活动等。在郭卫的日程安排里，9月8日一天就要连续做四台像骨肿瘤这样的大手术。

骨肿瘤手术用到的器械多达上百种，术中敲、拧、凿、锯，都需要很大的力气。这类手术既是脑力劳动，更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郭主任几乎每次早上6点多就到医院了，晚上六七点才离开。他这个年龄一天连续做多台手术真的非常不容易，但绝大多数病人是慕名而来的，所以他总是尽量亲自为病人做手术。”杨毅告诉澎湃新闻。

郭卫的手术水平在业界是首屈一指，做起手术来比很多人都快，甚至快得令国际同行震惊。

一次，国际同行来北京开国际会议，郭卫说，“我明天上午给你展示一场后路全骶骨切除术。”

对方表示自己已定了次日下午离开的飞机，时间来不及。因为在对方的认知里，全骶骨切除术需要医生分两期、用两天时间才能完成。

结果，郭卫在次日上午用两个多小时就做完了手术，还帮病人安好了人工骶骨。中午11点半，郭卫还请对方吃了午饭，并早早送对方去了机场。

对方觉得很不可思议，震惊不已，回美国后常对国际同行说：“做全骶骨切除术要去北京向郭医生学习。”

在这背后，是郭卫通过大量实践和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创造性地使用了很多新技术、新术式，将高难度的手术做到了全球领先水平。

人的脊椎、骶骨、骨盆等部位血管神经丰富，且累及多个脏器。当骨肿瘤出现在这些部位时，会给治疗带来很大难度。

中国骨肿瘤专业起步较晚，早年骨癌的治疗方法以截肢为主。病人做手术后，骨肿瘤没了，但可能也走不了路了，有的人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主控制了。

那时，面对手术成功但已残疾的病人，特别是那些因截肢而眼里失去光的年轻病人，郭卫感到很沮丧。

郭卫是一个很追求手术完美的人，他因此一度自我质疑：这样的手术还要继续做吗？

也是在那时，年轻好胜、敢于挑战“不可能”的郭卫，开始考虑手术改进问题。

他心里有一个声音：不仅要解决病人“保命”的问题，还要解决“保肢”难题，让病人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在密布血管脏器的盆腔内把巨大肿瘤完整切除干净，已经十分困难，而更大的世界性难题是，手术中的大量出血难以遏制。

骨肿瘤涉及脊椎、骶骨、骨盆这些部位时，每做一个手术患者就得出上万毫升血（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全身血液约4000~5000毫升），出血多势必给手术造成困难，并增加并发症的风险，术中术后死亡率很高。

也正因如此，国际上做这类手术要分两期，做完一期后得赶紧把病人送进ICU抢救，等病人身体得到一定恢复后，再做二期手术。手术过程漫长，需要七八个团队轮番上阵，且病人要经历两次手术的风险和痛苦，手术费也很贵。

郭卫还记得早年跟随前辈给病人做手术时，病人腹内血如泉涌，难以止住的画面。

“那时，大夫做手术回家，晚上都不敢睡觉，担心病人能不能平安度过那一晚。”郭卫说，所以当时他就在想，先必须解决术中出血多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探索、尝试和改进手术，到2003年前后，郭卫带领团队创新性地应用球囊技术，将骶骨瘤手术的出血量控制到了2000毫升以内，方便了术中完整切除肿瘤。同时，他在国际上首创“一期后路全骶骨切除术”，将手术时长缩短至5到6个小时。

随着手术经验的不断丰富，以及自我不断追求完美，郭卫在手术中动作又快又准，手术时长也在不断被缩短。“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后，要去找术中的止血路径，就好比一条你熟悉的林间路被大雨给冲没了，但你知道这有条路，知道它应该是在哪里。”郭卫自豪地笑道。

解决骨肿瘤手术“保命”问题后，郭卫又开始琢磨如何在术后保留患者的肢体功能。

为给四肢骨肿瘤患者保肢，郭卫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恶性骨肿瘤保肢手术方法，通过实施规范的新辅助大剂量化疗缩小肿瘤，以及形式多样的保肢治疗，约有90%患者保住了肢体，5年生存率也上升至7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过千百次手术的经验积累总结，郭卫团队还逐渐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原发恶性骨肿瘤的规范化切除及功能重建。

这些年来，郭卫还在国际上首创“高渗盐水灭活肿瘤骨回植”的功能重建技术，并率先提出恶性肿瘤累及骨盆不同区域的规范化切除和功能重建策略，总体疗效居国际领先。他设计使用的组配式半骨盆假体获得国家专利，成为国际公认的髋臼周围肿瘤切除后功能重建的最佳方案。

如今，郭卫已将骶骨和骨盆肿瘤治疗推向世界最前列，奠定了我国在恶性骨肿瘤治疗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很多该领域的国外专家团队慕名来中国，向郭卫团队学习骨肿瘤治疗的方法与手术经验。

把病人当家人，做黑暗中的一束光

“北大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很小很旧，可能还没有县级医院大。我去找冯大夫参加博士招生复试，就在院内最后面的楼的二层，里面条件不太好，很昏暗，灯也比较暗。他的实验室就在那里，面积不大，里面有很多书、显微镜以及标本……”

郭卫回忆，1989年，他慕名报考冯传汉教授的博士，带着忐忑的心去参加面试。当时，看到冯传汉教授的第一眼，就感觉“学术气氛浓厚，冯大夫坐在那里就是学术泰斗风范”。

令郭卫高兴的是，治学严谨的冯传汉教授对他的表现比较满意，他顺利开启了读博时光。师生之间交流讨论得很多。遇到新兴知识，学生往往比较老师了解得更多更深，冯传汉教授为人谦和，会去找学生交流学习，教学相长。

郭卫（后排右一）博士毕业时，与冯传汉（前排中间）先生等人合影。北大人民医院 供图

身为医者，冯传汉真心实意为病人着想，责任心很重。

著名手外科专家王澍寰院士曾在《师恩永志不忘》一文中写到，20世纪50年代，为提高北京市骨科医疗水平，冯传汉发起组织全市骨科医生每月开展一次轮流联合大查房。王澍寰认为，这一举措纯粹是发自一名医生的责任心，从病人出发，从社会需要出发，不辞辛苦，冯传汉堪称大医。

“冯老对病人的这种爱心也在代代相传。”杨毅说，“郭主任也常对学生说，患骨肿瘤的病人都病得很重，绝大多数都是千里迢迢来寻找希望的，非常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把病人当自己的亲人、家人一样来认真对待。”

郭卫（左）与杨毅（右）合影。受访者 供图

日常，郭卫对待学生也像家人一般。杨毅说，不管学生在学业、工作还是生活上遇到了困难，只要郭卫教授觉察到了，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但做手术时，郭卫常会变成“暴脾气严师”。手术中，遇到徒弟没夹准血管、肌肉牵拉的方向有偏差等情况时，他就会发火，批评人毫不留情。

对此，郭卫坦言，在摸索做开创性手术那段时间，他确实火气比较大。“那时候做手术时，病人大出血，没处理好的话，病人是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的。这是一个生命，换谁都会着急。”郭卫解释，作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性命相托的信任。

郭卫回忆，早年他年轻好胜，说话直，容易得罪人，冯传汉也会批评他。但冯传汉在关键问题上从不含糊，很睿智、很“护犊子”。在郭卫从医生涯起步发展阶段，冯传汉给了他很大支持。

“我后来对自己的学生也非常‘护犊子’。虽然我经常骂他们，但是别人骂我的学生肯定是不行的。”郭卫笑道。

“冯老和郭主任这些前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们对病人的责任心、爱心。”杨毅说。

“如果今天哪个手术中有个小细节不够完美，郭主任这一晚上会不断复盘、反思，想解决方案，然后第二天一早就跟我们分析。”杨毅表示，“在郭主任的言传身教下，我们把病人当自己家人一样提供帮助，我们的手机号基本都会留给长期随访的病人，方便他们咨询，不用长途跋涉来北京复诊，能帮他们省点钱就省点钱。”

郭卫自言，他不是那种会对病人嘘寒问暖的“温柔”医生，但他会把治疗细节尽可能地考虑到位，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病人，全力以赴去救治每一个病人。

20余年来，郭卫和他带领的骨肿瘤科已为上万例病人保住了肢体，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

郭卫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把手术做得漂亮、完美，病人损伤最小化，能够身体功能健全、开开心心地出院。

“虽然不可能做到让所有病人100%满意，但大部分病人的眼光里透着真诚的感激。”郭卫说，很多病人会给他写信，很多年后还会向他表达感激、表示祝福。

10多年前，有个年轻姑娘患骨盆肿瘤，在加拿大及国内其他医院就诊时，多数医生的方案都是给她做半骨盆截肢手术。后来郭卫为她做了保肢手术，她母亲来信说，“郭主任，你不但给我女儿保住了命，还让她有尊严地活着。”

另一名年轻女孩，大学时得了骨肿瘤，从此站不起来了，只能坐轮椅。她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她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和男朋友一起逛公园。郭卫成功为她做了手术治疗，帮她实现了愿望。

还有病人在给郭卫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走投无路时找到了你，才有了希望。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在我们眼里你是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看见你，我们就有了希望。”

每每这种时候，郭卫都感到，做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是非常荣耀的事，自己所有努力、所有辛苦付出都值得。

出国学习是为回来更好地报效国家

冯传汉1949年获得英国皇家外科学会进修机构资助赴英国进修，回国后孜孜不倦地忙于他热爱的医学事业。他鼓励学生出国学习先进技术，更鼓励大家学成回来报效国家。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兴起出国潮，当时即将博士毕业的郭卫也计划出国。冯传汉劝他留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几年后，再考虑出国的事。

工作近三年后，1995年底，郭卫在冯传汉的支持下前往美国，成为第一个到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是美国最大、世界知名的肿瘤研究中心）进修骨肿瘤科的中国人。

“那时美国的条件比国内好很多，和我同期出国的很多人都没回来，我当时也犹豫过要不要回来。”郭卫记得，期间冯传汉给他写过好几封信，后来又托时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亲自去美国找他。

“吕院长到我家对我说，‘冯大夫说一定要让你回去。’加上我自己原本也有想回国效力的念头，就回来了。”郭卫解释，“中国的病人那么多，我是临床医生，我的根在北大人民医院，所以我决定回国干一番事业，帮助更多病人。”

“冯大夫一心希望我能回来，我想他还比较认可我的。”郭卫动情说道，这份认可也坚定了他回国效力的决心。

全神贯注做手术中的郭卫。北大人民医院 供图

1998年，郭卫回国。两年多后，冯传汉就将北大人民医院骨病骨肿瘤研究室主任一职交给了他。

从老师那里“接棒”后，郭卫带领团队不断挑战世界性难题，做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成果，引领中国骨肿瘤学科走到了全世界的最前沿。连郭卫在美国时的导师、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骨科主任也感叹，“没想到你回中国干得这么好。”

像冯传汉一样，郭卫也很支持学生出国深造。他每年会派学生出国，让他们平等获得深造机会。

“这种出国深造的机会，很多都是郭主任凭着自己的国际声望、地位，甚至私人关系，主动为我们争取到的。而且国外接收我们进修，给我们提供博士后研究基金，基本上都没有花国家或者我们自己医院的钱。”杨毅说。

杨毅出生于1976年，2000年获北大医学学士学位，2006年获北大医学博士学位。2009年-2011年他获机会前往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接受博士后培训。

为何自己的骨肿瘤科走到世界前列了还要送学生出国深造？

郭卫认为送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可以博采各家之长，对开拓视野也大有裨益。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谈道，“你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你自己觉得自己做得挺好，实际上可能不是，你还得听听别人的意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你不出国，人家都不知道你，怎么认可你？”

杨毅也提到，“我们在国内学的更多是临床上的手术经验技巧，而国外的医院科室管理理念、病人管理理念等方面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郭卫还强调，出国深造对语言能力的训练也很重要。“我曾有一次在世界性大会上与人进行了一小时的英文辩论，对方母语是英文，我的母语是中文，如果不是因为我出国待过两年半，我可能有道理也没办法用英语讲出来，还怎么跟他进行辩论？”

保持国际交流，保持对学术前沿的敏感度，也是自冯传汉开始代代相传的一种职业习惯。

杨毅还记得，他读博时，冯传汉已经90多岁了，还时常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办公室看书。有一天，冯传汉特意对杨毅说，“你看现在国外有一种新的治疗骨巨细胞瘤的方法，靶向治疗的药物以后肯定是个大方向。”

“多年以后这种药在美国上市，后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骨巨细胞瘤患者治疗的方向。”杨毅说，冯老始终保持对整个学术前沿敏锐观察的态度，让他敬佩不已。如今，杨毅在恶性骨肿瘤的挽救性化疗和靶向治疗造诣颇深。

同恩师一样，年龄已在“奔七”路上的郭卫，也一直保持着对医学前沿、科技前沿的敏感度。

为了让恶性骨肿瘤患者能够和正常人一样有尊严的站立行走，郭卫近些年很关注新技术、新材料在患者术后骨骼重建与假体设计中的应用。

2015年开始，郭卫敏锐察觉到，3D打印技术在骨科应用上的潜力。之后，郭卫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组合式人工骨盆假体的设计理念，基于3D打印技术，设计研发了通用人工半骨盆假体系统，使大量骨盆肿瘤患者恢复了行走功能、避免了半骨盆截肢这一残酷的手术方式，极大地改善了临床疗效及患者术后功能。

此外，他还基于3D打印技术，在国际上首次设计研发了人工全骶骨假体，为骶骨恶性肿瘤切除后骨缺损的重建方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一个新型假体的设计不是一下子就做出来的。有时出差在机场或者飞机上，郭卫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就会立即找张纸把设计思路画下来，回来就跟团队成员分享、讨论。

当下，郭卫还在关注骨肿瘤治疗方法、术式的改进，并在琢磨如何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应用到骨肿瘤治疗领域。“医学的发展始终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医生要活到老学到老，始终与时俱进，才能为患者解除更多病痛，挽救更多生命。”

郭卫觉得自己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是，把肿瘤规范化切除，以及规范化的功能的重建写到教科书，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医生指南。

郭卫身兼众多国际、国内学术杂志和学术著作的编委，主编出版了《骨转移肿瘤外科学》《骨盆肿瘤外科学》等一系列专业书籍，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SCI论文150余篇，已获得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等十余项荣誉奖项和称号。

郭卫办公室的书柜里有很多他主编的专业书籍。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 图

但郭卫并不很看重论文发表，他更看重的是在实践中去研究解决一些临床难题。他对自己的博士生的要求也是如此。

“我对学生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他们真正去实践了，结果不完美、发不了高分论文也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学术造假。”郭卫说，没有大量的实践、不是对一个领域和其发展前沿足够熟悉，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创新也不只是发一篇文章，申请一个专利，他更看重使科研专利实现转化，真正去服务于病人。

去年，郭卫将自主研发、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进行成果转化的1000万元属于他个人的收益捐赠给了北大人民医院，成立了科研转化专项基金，以促进医学人才培养和科技转化。

身兼医者和教师两重身份，郭卫至今已培养六七十名博士研究生，从1997年至今累计接收骨肿瘤专业进修医生300余人。

医学，在科学的求知探索与温暖的生命救赎之中，诠释了生命密码与生命意义。临床医学的发展，始终是一代代医者赓续前行的结果。从冯传汉到郭卫，再到以杨毅为代表的“中生代”力量，三代人的努力，突破了太多不可能，将中国骨肿瘤学科带到了世界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