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究竟是在何时、以怎样的适应性策略实现了高原的终年定居，并最终形成独特的人群与文化，是目前考古学与人类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与DNA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近日，国际第四纪研究权威期刊《第四纪科学评论》在线发表了相关综述评论。该综述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最小成本路径分析和国际山地考古的研究成果，对中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人类定居与拓殖青藏高原的考古学与DNA证据进行了整合分析。该成果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美国密歇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单位完成。
格布赛鲁遗址早期墓葬（A）出土的釉砂珠（B）和圜底陶器（C）和曲贡遗址的典型圜底器（D） 山东大学供图
研究认为，在晚更新世甚至是中更新世晚期气候相对暖湿的间冰期，古人类以小规模人口数量在高原局地环境内实现定居是有可能的。旧石器时代的一些狩猎采集群体在高原内部可以实现全年流动迁徙，而不需要在冬季撤出高原回到低海拔地区。
研究发现，该遗址人群要实现高、低海拔地区之间的季节性往返，其迁徙距离远超民族学记载的狩猎采集人群季节性营地迁徙的最大距离，从生态适应的角度而言是不合理的。而对于西藏人群的现代和古DNA研究，研究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活动在青藏高原的古老人群DNA的少量孑遗，进一步支持了该观点。
该研究强调了在文化接触与经济转变过程中高原本土狩猎采集人群以及狩猎采集经济的韧性。同时，结合来自青藏高原西部格布赛鲁遗址和喀什米尔河谷的考古证据，研究构建了以阿里地区河谷地带为枢纽，沟通南亚西北部与高原中部的东西向“高原内陆南路线”。
动、植物考古学证据也进一步反映了该通道对于青藏高原西部与中部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对比青藏高原的研究成果与埃塞俄比亚高原、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考古证据，可以发现，早在农业出现之前，至少在全新世早期，古人类便已实现了高海拔地区的终年定居。低海拔农业人群对于高原狩猎采集人群的完全替代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明确的考古与DNA证据支撑，高原文明的形成应是狩猎采集孑遗人群与外来人群长期交流互动的产物。
该研究以生态适应和文化接触两大视角对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最新进展加以整合分析，揭示过去被忽视的高原人群生存适应多样性以及文化交流传播的多渠道可能性，为今后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研究提供有益思路。
该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工作给予了支持与帮助。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quascirev.2023.1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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