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这些年来，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离不开能源提供的支撑。

然而，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非常高，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多年来超过了70%，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去年高达45%。能源安全隐患重重。

受地缘冲突的影响，能源危机又被不断提起，全球局势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可谓“惊涛骇浪”“风高浪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态变革期，而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局面，因此，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在“中国能源安全高峰对话”中表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能源这碗饭，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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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中国能源安全高峰对话组委会供图

油气依存度极高，易被“卡脖子”

我国是一个多煤、少油、缺气的国家，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根据“中国能源安全高峰对话”上发布的《中国能源安全白皮书》（2023）（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煤炭储量为1432亿吨，占全球的13.3%，低于美国（煤炭储量占比为23.2%）、俄罗斯（15.1%）和澳大利亚（14.0%），位列全球第四。

据了解，《白皮书》是由四川大学与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多方合作，聚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合力编撰，聚焦中国能源安全，以系统性、科学性、前瞻性的视野，全面审视了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力图回答能源安全的“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在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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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安全白皮书》（2023）发布仪式。中国能源安全高峰对话组委会供图

煤炭是我国能源的压舱石，煤电是我国电力的主力军，我国煤电占了全球煤电的50%。在化石能源内部的煤、油、气三者中，我国的结构存在严重失衡。

《白皮书》提到，大庆油田的发现，使我国基本实现低水平的石油“自给自足”。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对油气能源的需求巨大。1993年，我国再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不断攀升。在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就突破了5亿吨大关，多年来超过了70%。2022年原油进口依存度高达72%，天然气进口依存度提升到45%。

油气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指标。对外依存度过高，必将大大增加能源安全的隐患，很容易被“卡脖子”，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白皮书》指出，更为严峻的是，伴随极高的油气进口依存度，在当前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中，仍然缺乏足够的地位与议价话语权。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永穆认为，我国油气进口依存度很高，油气进口来源地局势很不稳定，一旦国际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我国海外油气断供风险将相应增大。而且，我国油气进口主要依赖于海上运输，但是关键海区、海峡以及航线的掌控权在沿海国家和美国手中，一旦国际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我国油气通道阻断的风险将相应增大。

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就一定要有主动权。

“这就需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逐步推进化石能源有序减少，和非化石能源可靠替代。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大力推动生活生产方式全面的绿色转型。”王光谦表示。

新能源大放异彩，实现多能互补

“能源安全是保证国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粮食’。”四川省政协主席田向利说。

随着能源安全的定位不断地提升，我国已经将能源安全提升至与粮食安全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但是，能源这碗饭怎么端才更稳？那必须要自己有生产的能力。

王光谦提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目前已形成煤、油、气和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给体系，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生产生活用能条件显著改善，能源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

“截至2021年底，我国企业已经在50多个国家形成了200多个油气勘探的开发项目，海外油气权益产量达到2.1亿吨油当量，为我国能源油气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光新能源在我国电力结构中的比重中不断提高，成效显著。”四川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江霞介绍。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11亿千瓦，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也基于此，预计“十四五”期间，在能源消费增量当中，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60%左右。

在核电技术方面，我国已经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变革，自主研发了“华龙一号”和“国和一号”三代核电，主要技术和安全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了又一张国家名片。在氢能方面，截至2022年6月，我国加氢站数量超过270座，较2018年增长超10倍。

近年来，随着我国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节能减排效果也愈发凸显。

有数据统计，2013年至2022年，我国的GDP总量增长了69%，PM2.5浓度实现十连降，累计降低了57%，重污染天数下降了92%。全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由2000多万吨，分别下降到300多万吨和900多万吨，分别减少了85%和60%。

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参与节能减排，其中，成都为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做出了很多努力。

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凤朝介绍，成都深入推进产业建圈强链，整合构建包括新能源在内的28条重点产业链，形成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和8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特别是依托清洁能源资源富集的优势，推动新型能源体系与新型工业化相互促进，加快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成功创建50家国家级绿色工厂，4个绿色工业园区，大力推广利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提升至64.5%。2022年，绿色低碳产业规模达到2500亿元。

田向利强调，保障能源安全是一场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命运之战，“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期和窗口期。

“作为全国清洁能源资源最集中、特色最鲜明的省份，四川将充分发挥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高质量打造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和全国优质清洁能源基地，为铸牢我国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田向利说。

应对风险挑战，护航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两个大局交织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国际地缘政治趋于紧张，全球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加剧，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不少的挑战，加快能源安全韧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表示。

石化能源总有一天会被淘汰，如果不想过“紧日子”，非石化能源行业才是我们弯道超车的关键机会。但在传统能源安全的新视野下，仍存在诸多挑战。

《白皮书》介绍，“风光”靠天吃饭，风光新能源的“出力”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纵使老天作美，“天时”具备，但可能存在源荷供需时空错位，“弃水”“弃风”“弃光”成为常态，近年来虽有改善，但症结未除，隐患尚在。

而且，储能成为了能源安全的“瓶颈”。“实现风光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储能是关键。储能技术‘瓶颈’制约风光新能源成为能源主体，从而也制约了能源安全。只有大规模、长时间尺度储能技术取得突破后，新能源才能够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主体。”江霞说。

对此，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文强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能源革命时代，储能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短板，是绕不过去的坎，是保证电力电量平衡，加强系统安全，提升效率的重要基础支撑，也是实现能源系统安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

基于各类技术的性能特点、经济成本、场地要求等一系列因素考量，现在储能领域最热的一个是锂电，一个是氢能。

刘文强介绍，从我国来看，现在锂电产业规模全球领先，去年锂电总产量超过了750GWh，储能突破100GWh，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增速都非常快。所以全球锂电前10强里面，我们占了6家。他认为，锂电储能将来还会爆发式增长。

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天府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雷宪章则表示，现在大力在发展氢能，氢能是未来的终极能源。但是从今天要走到真正的全面替代有非常漫长的路。为了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他认为应该“两条腿”并举：第一是发展绿氢；第二是在自有能源的基础上，实现氢能的替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院长石碧认为，国家还应该重视加强生物质产业的发展，它对化石资源的替代有巨大的潜力，因为生物质是一个零碳原料。

“我们既要仰望天空，还要脚踏实地。”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多吉呼吁。他表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热库，地热的总量是现在年均总消耗量的45万倍。地热是可再生能源家族中的一员，也被称为气候王子，它是地球本身的热能。但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投资和研究方面都比较少。

近年来，我国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但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改变。

“能源领域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不足，我们要坚持创新在能源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统筹发展与安全，以实现能源科技自立自强为重点，围绕先进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高效安全核能，绿色高效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积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工程，着力补强能源技术装备的短板。”王光谦说。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孔力看来，可再生能源从资源上讲是足够的，但是怎么能把这些能源融入我国现在的能源体系，构成一个安全、稳定、可靠的能源系统，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能源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面临巨大的挑战。“相信科技未来的发展，能解决这些问题，逐渐过渡到新型能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