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编者按

随着高考的到来，高三学子已在憧憬脱离忙碌的学习，拥抱大学“轻松”“自由”的生活；与此同时，临近毕业的大学生也在思考：“大学四年，我收获了什么？”

事实上，很多人脑海中轻松、自由的大学生活早已被“证伪”。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大学生每周动辄40多节课，奔走于不同的教学楼和教室之间，此外还有林林总总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参加。有人将学生这种被课程学习捆绑、缺乏自主时间和空间的现象称为“大学高中化”。

将“自由”还给大学生不仅关乎大学本质，也关乎对什么是理想大学的探寻。面对“大学高中化”越来越严重，我们有必要追问：“大学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们太忙了怎么办？”

学子故事

忙忙碌碌，可我的大学没过好

大学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上课、熬夜刷手机、考证、参加各种竞赛……很多“Z世代”“00后”大学生很困惑，明明感觉啥都没做好，但时间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他们觉得，歌手郝云的《活着》唱出了他们的心声：“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说好的“解放”为什么我有点后悔了

对于“一入大学就解放”这句话的理解，学校和学生有两个版本。

因担心学生沉溺于网游、手机视频，在李涛就读的某“双一流”高校，大一新生刚入校，就被辅导员“赶”去晚自习室，“感觉就像一名高四学生”。

到了大二，不强制晚自习了，小部分学生开始了“快乐”生活——打游戏、熬夜刷剧、玩手机……最终导致缺课、挂科、延毕，问题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李涛所在的建筑系秋季学期课程非常多，“经常是满课，一天8节课，有时晚上和周末还要上部分思政课、选修课”，但春季学期的课程相对较少，直到毕业，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排课。而且，课后画图、设计等作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一忙起来，凌晨一两点在漆黑的寝室里、闪烁的电脑屏幕前赶作业是常有的事。

和很多人一样，李涛大一、大二选择加入学校社团，那也是他大学的“高光时刻”。在辩论队，他经常在深夜讨论辩题，并一口气将学院辩论队带入了校赛前三名。但直到大三时，他才意识到绩点追不上，保研已无希望。平时看似默不作声的同学，却早在保研路上“抢跑”成功。最后，他被调剂到一所普通高校。“我有点儿后悔，大学没有好好规划时间。”

“回头看，我特别希望有位老师告诉我们怎样过好大学四年。但这些似乎专业课教师、辅导员都不管。”李涛印象很深，临毕业时，辅导员给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感谢大学四年没有找过我的学生。”那一刻，他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被“保研”规划的大学生活

“时间都去哪儿了？”安徽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大三学生张甜对此也很困惑。

每天都忙忙叨叨的，可是为什么一直想刷分的六级、一直念叨着的学钢琴到现在还没有行动？

大二起，计划保研的张甜“总觉得自己被成绩牵着走，就像一个装在应试教育套子里的人”。参照保研的标准，冲考试绩点、参加“挑战杯”比赛、发表作品……大学生活仿佛被“保研”一事规划了。为了刷绩点，别人提前两周复习，她提前一个月复习；教师要求上交1000字论文，她写三五千字。

媒体岗位更青睐招有学科背景的毕业生。张甜也尝试着报历史学辅修。辅修从大二开始，每周末上课，“正是我开始为保研做准备”的时候，忙到焦头烂额。好在辅修有试读环节，试读一结束张甜就赶紧申请了退课。

作为从大山里走出的姑娘，张甜很羡慕身边一位“会玩”的同学，她会钢琴、吉他，还会写歌、Rap（说唱）……虽然并不精通，但样样都会一点儿。在失眠时，张甜总会对比两人的大学生活，“总感觉别人的人生丰富多彩，而我……”

“学姐，能说一下你的兴趣爱好吗？”某次，一位学妹采访张甜。“我竟然犹豫了一分多钟，当时突然有点难过，我想问读书算不算兴趣爱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上初中、高中，张甜只要认识一个投契的人，就会把他发展成朋友。“回顾三年的大学生活，除室友和班里个别同学，我好像没有交到一个其他学院的朋友。”这一点让她感到遗憾。

圆桌论坛

房喻（中国科学院院士、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

  ?

卢晓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

叶志明（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

  ?

张晓军（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

  ?

王硕旺（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问题一：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的大学生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自主学习和思考的时间，对此您是否认同？您认为“大学高中化”现象是否存在？

房喻：我很认同。在大学，有很多学生因为要“赶课”，在考勤压力下不得不“忙”。这与高中时的“忙”可能不太一样，毕竟高中还能学些东西，大学期间没有意义的忙碌甚至会耽误学生，特别是优秀学生的学习。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记忆中，当时我们每周（六天）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上课表上安排的课程或做实验，晚间和周末肯定没有课程安排，周内晚间可能会有不多的辅导课或答疑课。现在这种整天赶课的局面很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优秀学生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很不好的“拉平效应”——让有学习动力和发展潜力的孩子“平庸化”。

卢晓东：我部分认同这一观点。

“大学高中化”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学生以课程学习为主，并以考试为主要导向，其学习投入主要被考试所左右。如果以此为判断标准，该现象在国内不同高校的情况有所不同。

比如，国内很多研究型大学已经完成了诸多减少学习量的教学改革。在这些高校，学生也很忙，但这是他们该有的“忙”——为了大类招生后的专业分流忙碌、为了本科生科研忙碌、为了社会实践忙碌……这种忙碌值得鼓励。

不可否认，某些高校本科毕业学分过高的现象依然存在，课程学习在这些学校教学活动中的比例依然过高，以考研为导向的学习依然存在。对于此类高校，逐步减少毕业所需学分是当务之急，要把省下来的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有更多“学”的时间，特别是有更多自主学习的时间，有更多机会接触科研和实践，参与科研与实践。

张晓军：目前，大学生的学习状态有两种，一是“太忙了”，即上课时间过长，被要求参加的活动过多，导致自主学习时间过少；二是大学生课业太轻松，如学生主要延续基础教育的知识学习，挑战度小，学业考核以期末考试为主，加之受毕业率要求的影响，导致学习收获有限的学生也很可能顺利毕业。

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共存，从根本上是教育者和全社会的教育理念造成的。传统理念认为学习就是学知识，教学就是将尽可能多的知识灌输给学生，因此就出现学生整天在课堂里被动学习知识的状况，学生课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近年来，教育界对此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并提出应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等高阶教育目标。从这个角度看，学生在大学期间接受的训练还太少、挑战还不够大、自主解决问题的体验太单薄，因此需要让大学生在这些学习活动中“忙”起来。

总之，大学生“太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为何而忙、忙着干什么、忙完有什么收获。

问题二：在您看来，出现“大学高中化”的原因有哪些？您理想中的大学又是什么样的？

房喻：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激增，以及社会对大学期盼的提升，导致学校恨不得将所有内容都放入课程。殊不知，大学是打基础阶段，对学生最基本的要求是知识的融会贯通和牢固掌握，如此才能有发展后劲，并在专业上“以不变应万变”。要做到这点，就需要花时间研读，而不是应付考试式的划重点和突击学习。

在我心目中，大学应足够包容并各有特色，针对各个专业，不同大学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允许不同。此外，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对学生、老师、员工和社会负责，淡化行政色彩，崇尚学术、尊重学者、尊重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内在规律。当然，这里指的是真正的学者、严肃的学术，而非那些徒有其名的所谓“学者”“学术”。

卢晓东：理想状态下，学生的自主时间应该更多，这是对学生自控力的一种考验。如果学生完全被课程“拴住”，他们将失去主动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也难以培养出具有自控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此外，大学的学习时间还要有一定的“节奏”——如果将学生正常的课程时间称为“结构化学习”的话，那么它要与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的“非结构化时间”实现相互间断，使学生的学习呈现一种“节奏感”，进而实现从传统的强调课堂内教学，到强调课堂内学习与课堂外学习相统一的转变。

减少“教”的时间，增加学生自主“学”的时间和休憩时间、回顾反思的时间、空间凸显的时间和沉思的时间，这才是科学的、能促进学习和创造的学期时间结构，是理想大学的时间结构。换句话说，高中的时间结构、“大学高中化”的时间结构，其本质是摧残创造力的时间结构。

叶志明：高中老师的那句“考上大学就解放了”，害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很多从高校退学的学生都认为，上大学后就可以轻松地玩，以至于大学期间管不住自己。在此情形下，高校把课程安排满，一旦学生发生退学行为，各界就会理解为“孩子该学习时不学习，只能怪自己不努力”。这就造成了“大学高中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学生在“成为完整的人”方面有所欠缺。

“减负”难的根源在于我国高校“严进宽出”的机制。“宽出”导致淘汰难，一旦课程不及格的比例过高，学生乃至各级部门都会给任课教师施压。然而，任课老师一旦“放水”，学生在课外就更不会花时间强化并扩充课内所学了。

此外，一些教师认为，如果不上他的课，学生就没法毕业。实际上，有的课程无须教师讲解，学生自学便可掌握，教师要做的是必要、有效的引导或指导。一旦这类课程搬上课堂，就很容易变味为将课本知识照搬到PPT上，学生听起来寡淡无味。这需要教师自身好好反思。

近年来，教育部门提出了一些必修课要求，使得高校在不断调整教学计划、减少课程和课时的同时，又担心学生学不好，只好想尽办法增加选修课等课程，仿佛加了课，学生就会好好学。于是，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大学高中化”的恶性循环。

王硕旺：首先，这是严峻的就业形势倒逼的结果。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普遍现象，求职过程中的学历歧视、毕业院校歧视不可避免，考研几乎成为本科生提升学历、改换学校门庭的唯一可选道路。这势必导致研究生考试高考化。这一趋势从研究生报名人数中就不难看出——2023年，全国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已经达到474万，而2007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只有459万。

另外，本科课程门数越开越多也是导致“大学高中化”的重要推手。25年前，我在读大学时，每周不超过20节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布置大量的课后阅读和研讨任务。下课后，我们需要主动阅读大量文献。但现在的大学生每周动辄40多节课，学生奔走于不同的教学楼和教室之间，看似很忙，实则却没有时间自主学习。

我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课程数量不宜过多，要体现出课程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教师的教学要避免单纯的说教，要给学生自主阅读、自由研讨和辩论的时间。除了学习外，还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体育锻炼、社会实践和自由交往的时间。

问题三：如果将时间还给大学生，是否会让有些学生在“自由”面前无所适从？在引导和自主安排之间，是否能达成一种合理的平衡？

房喻：我认为如果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积极进行引导，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过多、过细的管理往往会使被管理者产生依赖思想。学校不能总是担心甚至害怕“出乱子”。要知道，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负责。

当然，自主安排不是放任不管，该有的考试还是要有，而且要有难度、不“放水”。真正要“放”的，主要是给予受教育者足够多的自主学习、自主发展和个性化的空间。引导得好，一定会收到好效果。

叶志明：在中学，教室和座位都是固定的，但大学则不然，教室不固定、同班不同学、同学不同班等现象让学生感受不到高中式的强化管理，导致部分学生不清楚该怎么管理自己。

在学生管理的问题上，高校如果投入不够或引导不足，平衡点很难找到。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入校后，部分一线教师在教学上的投入不多，加之科研任务繁重，很少和学生在课外就学业互动交流。于是，引导大学生过好大学生活的任务更多落在了辅导员身上。但很多辅导员刚刚研究生毕业，有些文科毕业的辅导员在理工科院系工作，导致其在专业上无法指导学生。这就造成了对大学生的引导工作陷入了无人有效管理的尴尬局面。

还有一个问题——教师强调学科教学，辅导员强调学生课外活动，这两条线处于平行而不相交的状态。但我始终认为，这两条线要并成一条线。比如，课外活动应围绕大学生课程学习展开，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认真思考并解决课程学习需要做的事。

张晓军：对于经历过高考的大学生来说，要在给予他们自主时间的同时，对其进行充分引导，帮助他们建立自主学习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可以说，引导学生反思什么是有效的、终生导向的学习，是今天中国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所在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课堂学习时间约占总学习时间的1/3，每星期的课堂内学习时间不到20小时，其余均为自主学习时间。同时，学校提倡研究导向型教学，把学生的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进行无缝衔接。

此外，学校所有部门和老师都已意识到引导学生转型的重要性。为此，学校成立了未来学习中心，对全校学术和行政力量进行协调，以此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

问题四：在这方面，您认为国外一流大学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房喻：我曾在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曾考察访问过多个国家。必须承认，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外同行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宽对大学的外部管理，大学内部减少管理层级、简化管理过程。在我看来，目前我们的管理成本依然过高，过分注重过程的后果是管理越来越细，管理效果与期望结果越来越远。

我一直认为，在做到对事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学生发展负责的前提下，我们要相信人。当然，对于违法违纪者一定要按照程序严肃处置，但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不规矩，导致大家受累，甚至事业受损。

此外，大学要努力为教学、科研营造一个安静环境，要少开会，少一些计划和检查，将时间真正还给教师。

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要严把入口关，对于经过严肃评价、证明已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教师，对其的考核要将履职态度放在首位，而不是过分纠结于某些指标，更不能按所谓的合同一 一对应，要求教师什么都做。在“破五唯”的大背景下，一些学校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叶志明：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做“影子校长计划”时留意到，新生入学后有1~2周的适应性训练期，高校会引导学生在大学里该怎样学习、生活、做规划以及自我管理时间等。但像这样的引导或指导，国内高校还是太少了。在很多高校的开学典礼上，校领导的讲话激动人心，但往往太过“顶天”，对大学新生的帮助有限；过多与学生谈理想，又缺乏让理想落地的具体路径。

此前，我曾分管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当时，每年我都会坚持给大一新生做一场讲座，尽量避免“高大上”的内容，而是力求让学生明白高中与大学的不同。

比如，我会告诉学生，怎么解决上午上4节课，但下午却无课可上的问题。我会告诉他们，大学四年各时间段要干什么，这需要自己规划与安排，而且必须有学习与生活的具体计划。如果无法做到合理安排，时间可能就在琐碎中浪费掉了。我希望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能尽早发现大学与高中的不同，早日找到大学四年成长与发展的路径。

王硕旺：我认为值得借鉴之处，一是住宿书院制和导师制。书院制最早源于英国古典大学，大学的专业学习由学院负责，学生的社团活动、个性养成、团队意识的训练由住宿书院负责。同一书院的学生住在一起，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在互动交往中实现跨学科、跨专业的交流和交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并增强团队意识。

二是体育俱乐部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很多大学没有体育课，而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组成各种体育运动俱乐部，由专业的体育教练负责指导，定期举行各种形式的体育竞赛。这样既锻炼了身体，也提升了学校的凝聚力。

三是学分总量控制。发达国家的本科毕业学分基本控制在120学分左右，而我国很多高校的毕业学分高达170学分以上。

问题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给传统的人才培养方式带来很大挑战。您认为要培养一个真正“完整的人”，在大学生的时间安排及相关能力培养上需要作哪些调整？

房喻：这是一个很大且很严肃的问题，我想得还不太透彻，所以不好多说。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其向人类生活、工作、学习等方方面面的渗透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一定是人们诸多习惯的改变。大学无法置身事外，也不应置身事外，只有积极顺应、及时调整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张晓军：首先是教育目标需要升级，要切实把人的发展作为核心目标，而非单纯的知识学习。

其次是课内课外要形成合力，学术和行政部门要协同育人，真正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整体育人环境。这就涉及诸如课程、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如何有机结合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是教学模式需要创新。减少上课时间不是老师把过去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点单纯改成学生课后的自学任务，而是要重新思考一门课程如何支持高阶的学习目标，需要用课内一小时牵引学生课外两小时的自主学习。

最后，帮助每一位学生重新反思自己的学习习惯，动员全校老师为学生的转型提供个性化的引导也不可或缺。

王硕旺：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大幅削减本科课程数量，提高课程质量。课程数量过多成为制约本科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瓶颈。课程量不等于学习量，学习量也不等于学习质量。大学生的学习时间不能被课程塞满。必须留给学生足够的读书、思考、交往和社会实践的时间，让他们既能仰望星空，也能脚踏实地。

要充分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将课程设置的权力与责任尽可能多地交还给大学。大学要深入开展本科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充分落实本科教育在学校全局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由学养深厚、教育情怀高尚的专家学者担任本科生导师，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