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发展阶段下，面向新征程，我国发展的主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质量发展来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当今世界，中华大地正在上演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城市作为各类要素资源的集中地、创新活动的主要策源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并持续塑造现代文明新形态。新时代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发展格局逐步优化、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21年末，全国城市数量达691个，比2012年末增加34个。地级以上城市297个，增加8个，100万-200万、200万-400万、400万以上人口的地级以上城市分别有96个、46个和22个，相较于2012年末分别增加了14个、15个和8个；2020年，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11713亿元，相较2012年增长了近1倍。同时，GDP万亿俱乐部不断扩容，2012年我国万亿级GDP城市仅有7个，2万亿GDP城市仅有上海一座城市，而2021年我国万亿GDP城市数量增至24个，GDP突破2万亿城市有6个；此外，城市社会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公共服务也持续完善。2020年地级以上城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690亿元、教育支出15081亿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853亿元，相较于2012年也分别增长了149.3%、96.2%和109.3%。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和重要引擎，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关系到9亿多人民“美好生活”，因而自然也就成为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客观要求与重中之重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必由之路

首先，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物质财富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城市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城市高质量发展则为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我国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并强调了城市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促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与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上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然而，我们仍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取得显著提升，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未来还将长期处于的客观实际仍未发生改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影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因此，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城市高质量发展是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结构层面，如生产要素集聚与创新驱动发展不足的矛盾、空间布局与高品质生活的矛盾、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边界不清的矛盾等。这就导致尽管社会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而破解这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就在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一方面，通过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城市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智慧等新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措施，倡导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发展原则，充分发挥人民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特别是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人民急难愁盼的重要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来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

此外，城市高质量发展也是维护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当今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波谲云诡的国际社会为全球发展带来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将成为未来全球发展的常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发展正面临新机遇、新任务、新阶段、新要求、新环境和新挑战，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未雨绸缪地防范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城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车头，同时又是惊涛骇浪中稳定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因此，只有通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高地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现代化城市经济体系，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地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提高城市产业链、供应链与社会治理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科技攻关等关键领域的安全、韧性和可控，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因此，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从而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人民城市”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完美诠释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人民”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是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和胜利密码，是建党、立党、兴党之本。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之所愿，城之所向”，“民之所望，城之所往”，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更能体现出“人民性”。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人本逻辑”下城市发展区别于西方“物本逻辑”下城市发展的本质性区别。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进一步强化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工作的发展定位、价值诉求和目标导向，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方向。因此，“人民城市”理念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完美诠释，只有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民之所需建人民之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下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真实写照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涵，即物质文化生活硬需求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精神文明软需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充裕与精神富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从来都是人民的第一层次需要，没有高水平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就难以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却依然并未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并非是不再强调原有的物质文化生活，而是更加强调高质量的物质文化生活供给，是在满足“有没有”需要基础上向“好不好”需要的升级，如更宜居的“三生”环境、更有获得感的收入水平和更加智慧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于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城市物质文化生活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从而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充裕的物质条件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并非不讲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并非只讲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没有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基础的“美好生活”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而没有“美好生活”作为目的的物质文化生活建设也失去了高质量发展的本真目的，能够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精神富有层面更为具体、生动的表达，这是建立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基础上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切回应，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进一步升华。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不但要在物质文化生活建设方面让城市发展更加现代化，还需要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来真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全周期管理”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最基本的实践取向

城市不是钢筋混凝土的简单堆砌，更不是社会资源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集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为一体的有机复杂开放的“生命巨型系统”，这就要求要将“全周期管理”意识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与各环节，努力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全周期管理”意识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在实践取向层面具体推进的方法论，其本质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将城市发展视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尊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将全局性、系统性思维作为把握城市发展全过程和各环节的底层思维，强调“全面”“系统”“协调”，不能有短板，不能以某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否则只会摁下葫芦又起瓢。如忽视城市空间优化而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城市病出现，一味追求经济增速而忽视社会建设导致城市收入差距拉大，一味强调缩小收入差距搞平均主义导致共同贫穷而非共同富裕等。作为有机生命体，城市的复杂巨型系统属性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和各要素间存在复杂的交互耦合影响机理，某一过程、环节和要素发生变化往往会导致整个系统发生变化，而各个过程、环节和要素间的有机组合则往往能起到“1+1>2”的效果。所谓的有机组合指的就是整个城市发展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城市发展系统中任何过程、环节和要素的优化都将不存在更多的帕累托改进余地，此时城市发展就处于一种高质量发展状态，所实现的发展也就必然是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要将“全周期管理”意识贯穿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未雨绸缪、科学规划，采取与全局相一致而在各部分、各阶段又各具针对性的发展措施，从而真正做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从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特征角度来看，城市“全周期管理”需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民中有9亿多人民都居住在城市且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结构不断复杂、多元，城市高质量建设、发展与治理难度也必将呈现几何倍数增长。如何在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当中，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处理好9亿多城市人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重要问题，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大规模人口进入城市进行现代化的生产、生活必将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形成巨大冲击，处理好“人民与城市”“城市与自然生态”和“自然生态与人民”这三对重要关系，促进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的有机融合，就成为实现“人民、城市与自然”三者和谐共生所必然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国家依靠战争、殖民以及剥削压榨实现城市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我国城市发展诸多成就则是依靠人民群众辛勤的劳动智慧所创造，且未来必然还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道路。面对愈发复杂、不确定的国际社会，如何在深化开放合作共赢道路上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安全”“交流与稳定”间的关系，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就成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安全、韧性与稳定环境需求下提升我国城市发展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所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上述这些问题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因而在“全周期管理”中就需要稳妥处理好城市发展中各过程、各环节与各要素间的复杂关系，以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来破解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复杂性难题。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中，要激发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让人民群众在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的全过程与各环节唱主角，鼓励和支持城市中“政府、社会和人民”等多方主体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同向发力，集纳各种创新做法来精准施策，并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城市“全周期管理”效果的衡量标准，从而真正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实践中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也就必然要把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作为其奋斗目标。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且自然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即便是同一区域、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间也会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因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客观现实下不同区域的城市就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从城市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城市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基本包括了起步、增长、成熟、转型和衰退等5个发展阶段。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少数城市已处于发展成熟阶段，而成都、武汉和西安等大部分城市则仍处于增长阶段，而鄂尔多斯、长春和沈阳等城市则已进入到发展转型阶段。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要更好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就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十个指头弹钢琴，促进不同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形成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既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又要结合城市发展客观实际与时代需求，紧抓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决定了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既存在共性层面的价值遵循，又存在个性层面的独特问题，在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时就需要既把握全国工作的一般性要求，又要兼顾不同地区工作的特殊性。如成都、武汉和西安等增长阶段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于尽快完成城市化与工业化以提升人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加强法制、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而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成熟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就在于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缩小收入差距和法制建设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既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又要紧扣自身所处阶段的核心特征与重点任务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若在增长阶段过分强调人民福利提升则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驱，而在成熟阶段仍过分强调经济增速而非人民福利则必会引起人民的不满。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对侧重程度却会有所不同。区域协调发展不是要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实现发展模式和水平的整齐划一，而是要在符合城市发展客观实际情况下，通过高质量发展来谋求区域间城市发展的协调与动态平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根据城市发展所处阶段，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因城而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客观认识发展条件、分工定位和差距基础上来把握自身发展阶段，明确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和重点领域，既不能盲目冒进，又不能踌躇不前，要有目的、有方向地稳扎稳打来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同时，不同发展阶段城市还应坚持全国一盘棋思维，在遵循国家发展整体性要求和总体战略布局基础上，根据自身所处发展阶段来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按照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等主体功能定位来精准施策，在增强自身发展动力的基础上来缩小发展差距，打造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不失自身优势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此外，不同发展阶段城市还应精准识别和不断强化自身比较优势，找准自身发展的独特领域和赛道，在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中来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避免单兵作战，在协同发展中来相互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如科教资源密集城市就要充分发挥科教比较优势，攻克一系列卡脖子攻关技术难题，从而实现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生态资源丰富城市就要创造更多生态产品，努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路径，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沿海边疆城市要充分发挥好自身区位优势，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类规则优势，从而成为对外合作开放先行区与示范区。新时代十年以来，我国在实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基础上，还实施了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以及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等区域重大战略，部署了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政策，宜粮则粮、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生态则生态，实现了不同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将发展差距转化为追赶势能、单个增长极升级为多个动力源，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然而，我们还应该清醒认识到的是，不同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必然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作者李朝鹏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袁晓玲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思蕊、杨新标、樊炳楠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促进城市高质量建设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20JZD0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