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报考人数也在快速增长。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24.25万人，比上年增长5.61%，其中招收博士生13.9万人、硕士生110.35万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研究生教育重镇，已经有很多高校的研究生规模超过了本科生。然而，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导师却发现很难找到真正有学术志趣的研究生了。

每位研究生导师都希望能招收到充满学术志趣的研究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有较强的以学术为业的意愿，愿意放弃功利目标，潜心学术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生才能真正和导师形成学术共同体，围绕着共同的学术目标前进。在此过程中，导师可以和研究生一起合作完成学术工作，学生也能从中得到规范的学术训练，确立远大的学术理想和长远的学术规划。

不少研究生在录取前后是两副面孔。在招生阶段，学生深知导师需要什么，往往从各侧面证明自己有着非常明确的学术发展规划。双向选择的时候，很多学生也会在回答导师未来职业规划时，将“未来准备做学术”挂在嘴边。但进入课题组之后，很多学生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反倒是少数回答“未来可能会进入职业市场，但求学阶段一定会珍惜学术历程”的学生，往往会信守自己的承诺。

有些研究生从入学开始就刻意疏远导师。他们或许更希望过一种闲适的生活。有的学生在一年级修读完课程后，就第一时间到外面实习，从此远离学术训练，完全沉浸在职业世界里。最近几年，受疫情和就业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对选调、考公务员和考事业编制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唯独拥有学术志趣的学生越来越难以寻觅。

学生选择读研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还有多少学生能保有一颗学术初心？在学生和家长心中，争取读研机会的首要原因是本科学历在就业竞争中已经“不够用”了。读研的目的是躲避就业压力，暂时延缓就业，提升学历以及毕业院校的层次，以便在研究生毕业时提高职业起点。当然，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说，做这些趋利避害的考虑也属正常，但这对学术机构来说却不是好消息。尤其对学术导师来说，作为与研究生利益最为相关的主体，他们接收没有学术初心的研究生会感到十分失望。

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用人单位的选人、用人标准出了问题。很多用人单位为了降低招聘的筛选成本，往往会将毕业院校、学历学位等条件作为简历筛选的必要条件。

例如，有部分金融机构已经将国内外少量顶尖名校硕士毕业作为简历筛选的前置条件了。很多用人单位会将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院校硕士毕业作为简历筛选的前置条件，如此就倒逼学生和家长作出继续深造的选择。尽管教育评价改革推动用人单位改变“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但现实中仍难以改观。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考研高考化”现象。近年来，考研报名人数屡创新高，很多学生为提升自身求职竞争力而选择考研，“二战”“三战”的学生规模越来越大，甚至产生了明显的“逆向考研”的现象。能否获得更好机会已经不重要，“能考上”变成了最重要的衡量因素。这直接导致学生一直到读研都在深度参与应试教育。

就业取向的考研给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研究生导师的选材难已经变成了一种共识。导师们看到了更多的高分考生，也看到了学生获奖和学术发表的成果越来越亮眼，但唯独看不到真正的学术志趣。

对此，导师所能使用的对策非常有限。甚至有高校教师被迫在官网发声明：“2023年计划招收硕士生2~3名；请打算以后彻底脱离土木行业，转行去计算机行业、金融行业的考生不要联系我。”这本质上是研究生导师对招生对象的学术志趣做了一点约束，本无可厚非，却依然引来热议。更多的导师只能在和研究生进行双向选择时对其“约法三章”，但这些做法的约束力都非常有限。有的导师则表示，现在要用十倍的努力感召研究生，最终还是很难让学生成为充满学术志趣的青年学者。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分类管理和分类培养效果也不甚理想。近年来，专业学位研究生规模正在逐步扩大，更加强调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按照国家规划，到2025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将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但在学生和家长的眼中，两者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只是哪条路径更加容易考上。

未来，我国研究生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识别和筛选出真正有学术志趣的青年人才，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