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道 受访者供图

2006年，陆大道（右）在青海考察。

2006年8月，陆大道在甘肃河西地区考察。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刘如楠

“怕什么？不用理会别人。”

听见护工小声提醒自己，唱得正起兴的陆大道停下来，回了一句，又接着唱。

每天上午8点，坐着轮椅的陆大道会准时出现在北京大屯路上，由护工推着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所）工作。他喜欢一路唱黄梅戏，还会挥舞胳膊比画动作。

路人的纷纷侧目让护工都觉得不好意思，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不以为意。

一进办公室，坐到桌前，陆大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整理那些夜半录下的自言自语。

12年前那次意外脊椎损伤致瘫之后，神经疼痛总让他在深夜难眠，索性拿起手机说话，录下对学科发展、国家政策的思考，攒多了再整理成报告交上去。这些意见和建议曾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讲出一两重的话，我的资料至少一斤重。”作为一名地理学家的陆大道曾是二级运动员，他跑遍了整个中国，多次踏足那些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地方。

他曾记录下300多万字的调研资料，更在脑子里装上了一个高倍镜头，可以拉远、再拉远，把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囊括进来；可以推近、再推近，聚焦至一片农田、一座矿山、一家企业。

访客如果和他提起家乡的某个地方，他能在地图上迅速找出，并讲述当地地形地貌、工业基础，让访客惊叹“陆先生远比我了解家乡”。

坐在陆大道对面，记者看到，84岁的他整张脸上像是打翻了巧克力酱，深褐色的斑点洒落，额头上皱纹纵横交错。写字、喝水时双手有些颤抖，可一旦开始讲话，声音依旧中气十足。

一生最重要论述

牵动亿万百姓生存与发展

陆大道办公室一角的书架上，依次排列着60多个笔记本，用牛皮纸重新装订过，书脊和封皮上标注着年份与地点。随意打开一本，满篇整齐的小字，记录着发电厂位置、钢铁厂成本、油田开采量、淡水水源地开采水量……如果将这些记录定位到实地，便是一幅我国各地早期工业布局图。

心里装着这张无形的图，陆大道总能看到别人难以发现的问题。

1984年9月28日，乌鲁木齐，博格达宾馆，一场关于西部地区大开发问题的讨论会正在进行。

10位报告人围绕“将经济发展重点向西部战略转移”的问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论述，“梯度论”“均衡论”“跳跃式发展”“超越战略”……每场报告结束，台下都是一片掌声。

轮到陆大道了，他眉头微皱，举着近2万字的论文手稿，快步走上台，一字一顿地说：“不能转移！”

话音落下，100多人的会场里一片寂静。

“受严峻的国际地缘政治影响，我国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三线建设，大量军工、民用企业搬迁至川黔渝和‘三西’（豫西、鄂西与湘西）地区。企业进沟进洞，有的甚至建在悬崖边上，选址仓促，建设速度快，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创。但这是在当时的国情下不得不做的。”陆大道进一步解释道，“而如果现在再次战略转移，沿海地区大量的重点工程、厂房园区、配套基础设施、政策体系将会成为‘半拉子’工程，境外投资者和商人将不知所措，甚至大规模撤资。这完全违背国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旦如此，我国改革开放将陷入困境。”

随即，他提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论述——“点-轴”理论模型和“T”字形宏观战略。

“点-轴”理论认为，在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都在点上聚集，点与点之间形成轴。这里的点是中心城市和各级居民点，轴是由交通、通信、能源、水源等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轴。

点就像一扇门上的合页，轴就像门轴。合页带动门轴，整个门板随之转动，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连接多个中心城市的沿海地带和相当于5条铁路干线运量的长江及沿岸地带，构成“T”字形，是我国最重要的“门轴”。

“现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有限，国力也有限，要想得到快速发展，必须集中投资到重点区域。因此，在未来15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应实施‘T’字形战略，不能转移。同时，可以通过轴线延伸与渐进式扩散，逐步实现较为平衡的区域发展。”陆大道说。

很快，侃侃而谈的陆大道被主持人“拉”回了会场，下一位报告人已在候场了。他的论述可能是105篇论文中唯一的不同意见，就像投进湖水中的一枚石子，和水面短暂接触后，迅速沉了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这枚石子引起了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局局长陈鹄、处长方磊的注意。会后，他们邀请陆大道参加《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编制工作，并负责“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编写。“点-轴”理论和“T”字型宏观战略，作为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和国土开发的基本框架被写进了《纲要》。

1987年3月，《纲要》以草案形式在全国发布。“点-轴”理论如血液一般流进全国各地的城区中，形成了城镇与区域发展的主动脉，也牵动着那些处在神经末梢、数以亿计的百姓。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几十年来宏大GDP背后的生动图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地区司司长方磊回忆，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编制“国土规划”，更多的地市、跨地市的区域、县也编制了“国土规划”，这些规划遵行全国“T”字形宏观战略的同时，都应用“点-轴”概念规划了各自的重点发展轴线。

“1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这个理论和观点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效果。”方磊评价道。

“节约与合理，

是我一生的价值观与信仰”

被国家计委选中参与《纲要》编制，对当时在编制组内资历尚浅的陆大道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在妻子杨军看来，他有自己的坚持，那种在专业领域工作中的信念，让他始终憋着一股劲儿。

到地理所的这些年，去各地考察工矿区、写分析报告、给集体报告做汇总，陆大道都争着干。

改革开放后，他的研究伙伴接连离开，有人从政，有人下海。而陆大道选择留下，“我很喜欢我的专业，没有要动一动的想法” 。

他仍记得，儿时常常想：为什么我们的村庄比隔壁村庄小？为什么村庄有大有小？

到了中学时期，接触到地理课，他的疑问更多了：在地图上，为什么有的城市是两个圈，有的城市一个圈？为什么有的城市好几条铁路交叉经过，有的只有一条？他还爱用大张的毛边纸临摹地图，画完再自我欣赏、评鉴一番，以至于后来徒手就能画个八九不离十。

那时，陆大道最大的理想是考上安徽师范大学，而后当老师，挣工资为母亲分忧。父亲早逝，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茅草屋、小脚女人、插秧浇菜、雨雪天光脚去上学……这些记忆刻在他脑子里，不定时地穿插回放。这让他急切地想改变家里的状况。

“母亲常说，一个人就是要‘发狠’，要发奋劳动，要吃苦，要‘发狠’到不能动为止。”陆大道回忆，这样的家常式教导很有用，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就这样，他在195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在北大读书时，他对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教导印象深刻：“你们以后到什么地方工作，就要研究那个地方，将自己的认识与建议主动向当地政府报告。”而当第一次走进研究生导师、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吴传钧办公室时，陆大道也被寄予了相似的期望：“用学得的经济地理知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陆大道回忆，这样的教导伴随着他的求学时期，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了他后来的研究生涯。

“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不仅指一系列经济要素及其生产支撑体系，还指节约与合理。这是我一生的价值观与信仰。”他说。

陆大道牵头起草了29篇中国科学院咨询报告，基本格调是“批评”，没有“歌颂”。

他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优势与特点，各级政府、各个行业乃至企业，会根据高层的新战略，规划一系列要干的事；而缺的是不宜干什么，哪些政策需要调整，有何影响与损失。

“我们的专业恰恰要补上这个不足，要在决策咨询研究中勇于说‘不’。”他说。

因此，对“经济大转移”的一片呼声说“不”，在陆大道看来，不是为了唱反调或凸显自己，而是“我的研究和调查告诉了我什么是对的，那就要说出来”。

“对于一些现象，有人看不到，有人看到了不敢说，他是看到了也敢说的人，这是他的学者风范。”地理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卫东说。

“讲出一两重的话，

我的资料至少一斤重”

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需要前瞻的眼光、十足的勇气，还要有详实的调查和研究，这是2006年24岁的陈明星刚跟随陆大道读博时，从导师那里学到的第一课。

那年暑假，陆大道一行到山东等地调研。当时，各地都在大力进行城镇化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立交等层出不穷，他们每调研一地，就被当地政府带到这些“最能代表城市面貌”的地方去参观。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程度严重滞后，需要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地理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明星说，“因此，自然是速度越快越好，城区越大越好，摩天大楼越多越好。”

而陆大道尖锐地指出，当时的城镇化超出了正常发展轨道，呈现冒进态势，空间失控严重。中国应该走符合国情的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这让陈明星印象极深，“现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观点，陆先生那么早就形成了”。

陈明星回忆，一行人来到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不少四五十岁的人在小区聊天喝茶、打牌纳凉，陆大道感慨，“这些人正处壮年，原本应该在田间劳作。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城里人’，却无法实现价值，这不是正常城镇化的途径”。

然而，这些观察和论断通过常规渠道难以上报。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在学术界、社会舆论中，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他是一位院士，很少有人会当面表示不认同，但不乏风言风语，有人甚至借题发挥，这给他造成了困扰。”刘卫东说。

后来，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看到了陆大道的报告，立即用个人名义报送国家相关部门。

最终，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国家发改委组织11个部委进行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

2013年8月30日，他去中南海代表中科院课题组作城镇化的汇报。原定18分钟的报告他讲了半个多小时。

“我讲一句话，它有十句话的根据。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秤上称，讲出一两重的话，我掌握的资料至少一斤重。”陆大道说。

但他讲的话仍有人“不爱听”。

“地方上请他当指导专家是作‘正面宣传’的，他看到政府大楼建得高大气派、占用大片土地，就忍不住批评一通。后来，那些地方再也不敢请他了。”《地理学报》专职副主编何书金说。

2018年，陆大道撰写了《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文，引发热议。

有一天，陆大道出差回家。上楼时，同乘电梯的一位科研人员突然开口道：“你不要再说了，我们都很讨厌那篇文章。”

“科研成果SCI评价导向下，确实是有学者仅靠SCI成长起来的。陆先生的公开批评，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何书金感叹。

瘫痪突如其来，

他却从未将自己当成“残人”

敢与大多数人唱反调的陆大道一贯是腰杆挺直的，不料命运的意外却让他伤了脊椎。

2011年3月29日下午，陆大道照例去健身房游泳。为了缓解长期颈椎病带来的眩晕，医生建议他隔天游一次泳。

刚下水不久，陆大道发觉身体不适，便起身走向更衣室，弯腰穿袜子时，听到腰部“咔嗒”一响，瞬间，下半身近乎失去知觉。缓了一会儿，他挣扎着站起身，慢慢走回家中。得知消息后，学生们从研究所赶来，将他送去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脊髓损伤，第十一节胸椎以下瘫痪。

医生认为，脊髓损伤后，他坚持起身、后又被背下楼，这给身体带来了二次伤害。对于病因，专家们看法不一，有人说黄韧带狭窄挤压了神经，有人说是一过性缺血，导致腰部以下神经死亡。

在最初治疗的一年多里，他都心存站起来的希望。“病友们都是外伤引起的，没遇见过我这样的，前一天还好好地走着，一下子就瘫痪了。”

每天康复训练时，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胳膊上满是被器具勒出的一道道红印子，72岁的他不敢落下任何一个动作，“我使劲地锻炼，使劲地锻炼”。

那段时间，陈明星每天都睡在医院里，晚上给导师读历史书解闷儿。

一天，他告诉陆大道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希望导师能做证婚人。陆大道很高兴，又为不能到场而遗憾，他问陈明星婚礼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等自己好一些，哪怕拄着拐杖去也是好的。

婚礼最终推迟了半年，可陆大道还是没能站起来。

读大学时陆大道曾是乒乓球二级运动员，早年在中科院举办的乒乓球赛上，还拿过前几名。后来，那把为他赢得满堂彩的球拍被收在了柜子最深处。他爱拉二胡，生病前常趁早晨没人时在办公室拉上一曲《二泉映月》。如今，放二胡的箱子上早已落满灰尘。

原本他的家中十分讲究，精美的工艺品、成套的餐桌椅，一尘不染的地板还打了蜡。如今，沙发餐椅被挪到了小卧室，工艺品被堆积在玻璃柜，那间朝南的、最大的屋子留给了锻炼器械和一张办公桌，最大化地方便轮椅来回腾挪。

他被认定为二级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可他仍旧每天到研究所上班，春节也不例外。这个总以“残人”自居的老人，工作起来没有一刻把自己当成“残人”。

脊髓损伤后的12年里，他撰写了15篇学术论文、牵头编写完成5部著作，还发起了“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作了几十次学术报告……他起草的12篇咨询报告，内容涉及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渤海海峡隧道等。他用力对抗着病痛，也继续对抗着那些“不节约”“不合理”。

“老陆满脑子都是工作。聊家常、出去跟人吃饭，在他看来都是浪费时间。他觉得年纪越来越大，又得了这个病，时间不够用，有好多事儿没干完。”杨军说。

至于脊髓损伤后的一系列并发症，他极少跟人提起。刘卫东说：“陆先生不常讲自己的病痛，即便与他整日相处，我们也只听他偶尔感叹过几次，说自己痛得‘生不如死’。”

在一篇名为《关于我一生的学业与人生体会》的文档里，陆大道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24小时持续的，麻、胀、刺痛、割痛、裂痛，有时小腿到大腿像是在闪电。终生疼痛、生理功能丧失，没有希望缓解”。

如今，10余年过去了，一提到“老陆的病”，杨军的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掉，“他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却偏偏得了这么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病”。

“我一下子掉进了人生的深渊。回忆起少年时在村子里见过的‘瘫子’，被家人放在稻草堆边，蓬头垢面，单手举起饭碗乞讨，过十天半月，又被转送去另外的村子。可以想象，要不了一年半载，必死无疑。”陆大道说，“如今，我也成了‘瘫子’。”

即便这样，他仍觉得自己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在过去，我这个病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诗：“若无天椅与我便，许作灰泥堪养花。华夏春潮九万里，命运感激有晚霞。”

更大的打击在6年后袭来，陆大道的女儿病逝了。葬礼上，他用极平静、克制的语调念完悼词，旁边的杨军早已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偶尔提起女儿，只是轻声感叹“可怜哟，可怜”。

“他从不当着别人流泪，也不让我看到，他说对不起孩子。”杨军说。

后来，听到学生、同事有了女儿，他总一遍遍叮嘱：“要多跟你的小公主在一块儿，在她的健康成长中，父亲是很重要的。”

有雷打不动的“规则”，

也有放心不下的“周全”

为方便轮椅行走，陆大道办公室的物品都呈“回”字形排列。他有好几台不同年代的录音机和音响，他爱听巴赫的交响乐，感受那种工整、严谨的美。

而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也如巴赫的乐曲一般，遵循着秩序与平衡。

他衬衫的第一粒扣子永远系着，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早年间的论文手稿、老伴儿几十年来的教案，都被他按照年代顺序重新装订，就连抽屉里的药盒，也归置得整整齐齐。

面对规则被打破，陆大道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这天中午，护工推着他回家吃饭，穿过路口时，一辆右转的汽车疾驰而来，在距离轮椅两三米远的地方戛然停住。护工愣了一下，陆大道做出“停”的手势，又指指正前方的绿灯，示意司机不该抢行。

“街上遇到闯红灯的人，大家见怪不怪，但老陆总会上前说不应该这样做。小区里看到踩踏草坪的，他也要制止。他讲话直接，不看人家脸色。”杨军说，她担心对方嫌老陆多管闲事儿，更怕有人嘲讽他坐轮椅。

2010年地理所组织大家参观世博会，考虑到当时陆大道已有些跛脚，专门向展馆方申请了绿色通道，免于长时间排队。“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还指责我‘搞特殊’，后来太阳晒得他实在站不住，只好央求管理员让他先到阴凉处等着，我留下继续排队。”杨军说。

日常生活中，他们常为这样的小事拌嘴，杨军希望陆大道能“接地气”“近人情”一些。

可另一方面，陆大道又极能为别人考虑。

腿脚方便时，他常去买菜。“总把好的差的一起带回来，我说‘你怎么不挑一挑’，他说‘农民种菜不容易，你把好的挑走了，差的卖给谁呢？’”杨军说。

对于身边的人，他都考虑“周全”。

陆大道牵头申请下来的科研课题，总是带着大家一起做。“他从不把持项目经费，自己只留下很小一部分，大多数都分下去了。跟着陆先生做研究能增长真正的学问，也能学到学者的品质，这是中青年学者公认的。”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说。

他在家门上写了几个大大的“火”字，提醒老伴出门注意关火。看到负责财务工作的同事脸有些红，他嘱咐她注意血压。自己工作时，总让护工到隔壁房间休息。

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办公室里的陆大道感到下半身凉飕飕的，赶紧又套了一层棉衣裤。

望着窗外的绵绵春雨，他坐了很久。音响里放着黄梅戏《汉宫秋》里的戏段，“对红烛怕闻夜雨，守幽窗恨日偏西。光阴啊，你也这般不仗义，催人老真恁地意切心急……”

从小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安徽桐城，陆大道爱听也爱唱黄梅戏，办公室墙上，贴着他前不久写下的对联，“室有文墨养肌骨，居无客来唱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