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近日，某高校一学生自治组织自管会称，从12月5日起将在学生宿舍检查中启用执法记录仪。此举在网上引发很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执法记录仪记录双方行为，出现问题和纠纷有据可查。而在反对者看来，由于学生宿舍属于私人空间，在查寝中用执法记录仪间断拍摄，明显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

虽然后来该校宣传部相关人士表示网传的“自管会执法记录仪使用规定”在征求意见环节就已被否决，但笔者认为这一事件体现出的争议和分歧在高校管理中仍颇具代表性。

近年来，校园管理中类似的新闻时有发生，比如使用智能校服全天候监控学生、在女生宿舍走廊安装摄像头。在此次事件中，执法记录仪收集的学生寝室隐私信息很容易泄露出去，被用于商业甚至是违法目的，这已经不限于单纯的教育管理，而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必须加以阻断。以高校查寝为例。查寝时出现的学生举报财物丢失等问题，可以有很多办法解决，比如两人以上查寝相互监督、宿舍无人不查寝等，为什么一定要用诸如执法记录仪这类“奇葩”方法？

学校既负有教育责任，也有保护受教育者隐私权不受侵犯的责任，不能以教育名义侵犯学生的隐私权。从育人理念看，全面监控与培养人格健全，自尊、自爱、自强、自律、自信的公民之教育理念相冲突，是一种简单、粗暴而懒惰的管理方法，在教育和管理学生中弊大于利，在实际应用中效率不高而且矛盾丛生。

随着智能革命的兴起，各种新科技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被广泛用于各种公共治理活动中，当代社会已成为“技治社会”。在学校事务中，从学生管理、教师管理到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校园管理，所有管理环节均采用了诸多智能治理新措施，也带来很多科技伦理问题，隐私权争论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最近热议的大学用人脸识别封闭校园、学生使用ChatGPT 写作业涉嫌学术不端等都与科技伦理问题相关。

与学校技治相关的科技伦理问题多与过度治理有关。学校当然要进行治理，但“用力过猛”就可能走向反面。过度治理越出应有界限，合理合法的技术治理就可能成为无理违法的技术操控，并招致被治理者的强力反弹。比如，在电子监控问题上，并非越多、越细越好。很多社会参数并无必要获取，一些违纪违规行为应该归入道德领域。过度监控可能成为阻碍治理的反作用力，浪费人财物，陷于信息过载中，严重降低智能治理的效率。

总的来说，学校技治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属于新发问题，可资借鉴的现成应对经验不多，需要更充分地研究、讨论和预警，预先规划、提前布置和不断反馈调整，努力规避可能出现的各种科技伦理风险。

首先，牢记治理的限度。在校园管理中运用新科技是大势所趋，既不能简单拒绝，亦不能不计风险地“照单全收”。学校技治存在一条界线，控制界限是设计者和治理者必须考虑的最重要问题。当然，这个边界不会像物理学定律一样清楚和精确，但对它应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尤其要对何为“过界”有较清晰的理解。一个技治系统如果对治理和操控的界限没有任何规定，就抓不住所面对的诸多问题的要害。

其次，细审治理的情境。并不存在一条适用于学校技治的所有场合、能解决所有科技伦理问题，同时又始终不变的界线。必须针对具体的技治语境，比如在什么地方、采用何种技术、用来干什么等进行仔细审查，再具体划定治理与操控之间的界限。而且，随着治理情境的变化，学校技治的界限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要不断监控和反馈技治实践的情况。

再次，关注师生的权益。在学校技治中，个体的被治理者（尤其是学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容易受到技治措施的“伤害”。在统一推行前，各种技治措施应重点审查对师生的冲击，认真听取学生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加强科技立法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学校技术治理不仅涉及伦理界限的讨论， 也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及时跟上新科技发展的步伐有关。比如，强制中小学生穿戴智能校服已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的指导原则。此时，伦理的力量有限，需要刚性的法律法规实现此类保护。当学校、家长和生产商可能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时，需要政府和社会介入，对智能校服的生产和使用作出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

必须指出，“科技是否突破伦理界限”的说法值得商榷。严格地说，科技本身无所谓“突破伦理界限”，科技伦理问题是新科技的应用（如在宿舍中使用执法记录仪）是否合乎主流伦理观念的问题。换言之，是否突破科技伦理界限的责任者是学校、家长以及设备生产商，不能简单地将质疑指向新科技，甚至走到反对在校内使用新科技的错误方向上去。